黑屋子(第2/3页)
这种推进方式,我们可以用黑屋子里面迷宫般的走廊或通道来表示。我的意思是,有些通道,看上去具有某种目的性和实际功用,但你一旦进入就会发现它深不可测。一个通道分出许多细小的分叉,它们通向黑暗深处,乱七八糟,根本无法走到尽头,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就是一只下水道的老鼠,头晕眼花是他们基本的生存状态,而迷失则是必然结果。有时,通道或走廊绕了许多圈之后,又回到了起点。你会发现,当你精疲力竭地到达目的地之时,却意外地发现目的地没什么比这种情况更让人沮丧和绝望了。我认为,《城堡》中的K所面对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情境。他费尽心机试图抵达《城堡》,而从常人的观点来看,城堡并非不可抵达。因为当K站在积雪覆盖的村庄之中,城堡近在咫尺,似乎触手可及,但是,悲哀的是,他作了各种努力之后,他与城堡的位置仍然没有任何变化,它们之间距离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他固然没有失去什么,但什么也没有得到。《诉讼》中的K也是如此,洗刷罪名的举动并未带来任何值得安慰的结果,他与法院之间短短的距离(个人消弥罪过的动机与过程)被无限地拉长了。
卡夫卡的小说与传统的小说一样,都具有一个经典的结构模式:行为(使命)——困难(障碍)——困难的克服(矛盾化解或使命完成)。如果说,卡夫卡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叙事模式,那就是他把主体面对的困难与使命的完成之间的距离无限地延展了,也就是说克服困难变得不可能。而且任何个体都不会抵达目的地。我们发现,卡夫卡小说里的主人公大都具有过于低估困难的特性。比如《诉讼》中的那个急性子的K,他试图一下子解决事实上永远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比如《城堡》中的那个土地测量员,我们应该记得,他是踌躇满志地踏上征程的。他向目的地进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他的信心不断被瓦解的过程,直至毁灭。这种头脑简单的特性与现实困难的严峻构成了巨大的反讽。这种反讽在《美国》中达到了顶峰。主人公卡尔去乡间的一个商人家参加聚会,商人出于对卡尔的舅舅(参议员)的敬畏与奉迎,当然尽其所有对卡尔大加善待,以至于对卡尔与自己女儿的暧昧关系视而不见。问题是,商人的态度到了当天晚上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卡尔感觉到了这种变化,意识到自己受到冷遇,因此,他仰仗着舅舅的权威,不断地向商人施加压力,甚至屡次威胁对方终止聚会,返回舅舅的住所。殊不知,商人正是因为突然接到舅舅的一个手谕,才突然改变对卡尔的态度的。这个手谕是由一个信使(又是信使!)送来的(卡尔离开舅舅去商人那里参加聚会的同时,这辆马车就出发了。卡尔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手谕的内容是将卡尔扫地出门,永远地抛弃他。因此当卡尔受到商人冷遇转而向舅舅求助时,舅舅的手谕就在商人的口袋里,当他以“回到舅舅那儿”作为要挟对方的手段时,他实际上已经回不去了。这的确是一幕悲惨的滑稽戏。
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看这个黑屋子。正如前面所说,这个屋子里面的物件具有某种反常式陌生化的效果——它构成了卡夫卡层出不穷的人物和细节,屋子里的通道或走廊也是曲径通幽,带有迷宫般的梦幻色彩——这恰好可以解释卡夫卡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的延展路径。就连屋子本身也似乎大得没有宽度和纵深感,它是一个包容一切的宇宙——这是卡夫卡驱动那些牵线木偶尽情表演的舞台,也是他自己难以摆脱的巨大沼泽。一般来说,卡夫卡笔下的场景都写得比较单调,问题在于所有的那些场景都仿佛被浓雾包裹。卡夫卡所显示出来的场景只是一个更大场景的局部,也许是局部的局部。另外,梦境的氛围也是一块盾牌,它使屋子里所有的物在刹那之间失真。比如说,当素未谋面的神甫突然叫出“约瑟夫·K”这个名字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K的噩梦快要醒来了;而当葛里高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时,他其实并未醒来,只不过从一个梦进入另一个乌有之乡而已。
经由上述分析,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卡夫卡的这个黑屋子的一般性质。但我觉得我们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对这个沉睡在黑暗中的世界展开进一步描述,其目的,是为了考察一下卡夫卡的修辞方法和写作技巧。众所周知,奥茨曾把卡夫卡称为“真正的圣徒”。这一评价不管是否妥当,至少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它所突出的是卡夫卡的内心世界的痛苦,受制于忧郁症的文化视野、内在的紧张感,他对终极问题(比如罪与宽恕)的思考,对存在的关注,甚至是对未来的预言。我们慷慨地将“天才”这一桂冠加在他身上,往往就将他艺术上的独创性和匠心忽略或勾销了。我看过很多研究卡夫卡的论著,很少有人谈到他对于叙事文学的特殊贡献,更不用说对他独有的叙事方式展开分析。在这方面,阿根廷的博尔赫斯或许是一个例外。他有一篇谈论卡夫卡的演说,题目叫做《卡夫卡及其先驱》,这篇演说论述了卡夫卡在叙事上的几个重要的来源。
我认为,将一个作家所表现的内涵与叙事的形式分开来谈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有什么样的内涵和意图,就会产生相应的形式。反过来说也一样。卡夫卡的形式,借用博尔赫斯的话来说,并不是他的独创,他只不过改造沿用前人的叙事方式而已,但这一改造却照亮了曾经哺育着他的那个传统,给它注入了活力。让我们重新回到“黑屋子”这个比喻上来。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某种失忆症患者,《诉讼》和《城堡》中的K给人的感觉尤其如此。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将主人公设置为一个失忆症的患者并非卡夫卡的本意,倒是符合现代某些流行小说的趣味。由于读者是遵循着主人公(人物)的视线来打量这个黑屋子的陈设的,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这样一个疑问:是这些陈设本来就显得陌生、反常,还是主人公的视线将它预先变了样?我们不妨来看看第二种情况,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主人公的心理、意识和记忆出现了问题,场景才会变得陌生而怪诞。突兀的细节和情节常常使读者产生这样的错觉:仿佛是主人公K的记忆遗漏掉了什么重要的内容,才会出现文本中怪诞的情节安排。而K和读者一样亦在努力地回忆,试图恢复黑屋子原先的真实面貌,寻找失去的记忆——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为已经来临的惩罚寻求一种罪过。毕竟从常理来看,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是不会遭到突然逮捕的。在这一点上,卡夫卡巧妙地利用了读者的心理,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悬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