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的终结（第2/2页）

然而，从他们抵达乡间的那一天起，各种意想不到的困境和悲哀，一直紧紧地跟在他们身后。这其中有他们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与庄园管理者之间的争执，当然也包括他们两人之间的意见不一。但最大的绝望（尽管福楼拜一开始没有点破），是他们想象或理想中的隐居生活与现实的“所是”构成的巨大反差。钻研学问也不能给他们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什么帮助。因为他们悲哀地发现，不仅各个门类、各学科的知识之间充满了矛盾和悖论，甚至在单个的知识内部，也充满着矛盾和悖谬的状况（在卡夫卡那里，法律也是作为一个荒谬和充满悖论的存在而出现的）。最后，这两个在乡居生活中被弄得焦头烂额、身心疲惫的现代隐士，终于重新回到了巴黎，回到原来的公司，重操旧业，去当一名抄写员。布法与白居榭，就像卡夫卡笔下的“急性子的年轻人”一样，对资本主义社会严酷性的估计既天真，又单纯，其结局与卡夫卡的人物完全一致。这个结尾充满了暗示性和象征意味，可以看成福楼拜的卡夫卡式的遗言。

在《布法与白居榭》中，福楼拜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精神困境的复杂思考，其中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其一是福楼拜对现代知识生产的全面怀疑。它最终导致作者像列夫·托尔斯泰一样，陷入了彻底的虚无主义。但作品批判的锋芒所向，直接切入资本主义的核心区域，从一个侧面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作者对现代的基本态度。第二个方面，通过对布法、白居榭试图重返“古代”或“传统”而遭到彻底的失败，福楼拜从另一个侧面提醒我们，集资本化、知识的专门化、民族国家体制为一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它并非是传统的延续，而是一个全新的“怪物”，而“悖论”和“荒谬”就是它存在的具体形式（关于这一点，福楼拜在写《包法利夫人》时，对此就已经有所察觉。包法利夫人和夏尔的命运虽发生于现代都市，但整个作品仍然暗含着重返“古代”的强烈动机[2]）。白居榭与布法孜孜以求的封建庄园制的理想生活，实际上已经无法复原。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资本主义的城市，并非仅仅是对于乡村的简单反动，反过来说，乡村也不是城市地理上的对应物，城市化恰恰意味着乡村的终结。布法和白居榭的错觉在于，“乡村”或“传统”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未受撼动，仍然矗立在某个隐秘的地带，他们两人只要跨过塞纳河，就可以随时投入它的怀抱。他们没有意识到，城市的发展必然包含着对乡村的彻底改造——民俗学意义上的乡村固然存在，但也已面目全非。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再来分析福楼拜所提出“文学已死”的警告，就不难看出他的针对性所指，也不难看到这个警告隐喻性的内涵。考虑到在福楼拜写作的那个年代，欧洲文学仍处于上升通道之中，文学仍然是社会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的重要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小说尚未真正成型，这部作品的问世就更加意味深长了。

在一般文学史的描述中，福楼拜的创作，被认为是欧洲现代主义的重要起点。这一观点正确与否暂且不论，我们或许可以借用这个所谓的起点，对日后成为文学主要潮流的“现代主义”，进行一番清理和考察。

从世界文学的范围来看，在福楼拜在写作《布法与白居榭》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正在创作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事实上这两部作品也差不多同时出版[3]。一个有趣的观察角度是：对二十世纪“文学现代主义”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福楼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日后的实际意义上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究竟构成怎样一种关系？换句话说，“现代主义”是对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然继承，还是对他们的借用、歪曲，甚至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