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俄剪影[1]（第5/7页）

这些历史学家是拉马克主义者，而非达尔文主义者。他们似乎愿意相信，对一种信仰的依附关系可以成为一种遗传基因(如此观念倒也与犹太教的主要信条之一很接近)，与此相伴的一些偏见、思维方式等等也同样如此。他们是兼职历史学家的生物决定论者。因此他们划出的是一条从瓦尔哈拉宫直入沙坑的直线。

不过，这条线如果真是笔直的，那么球或许也就不会落入沙坑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就像一个个体的历史，它所包含着的更多是遗忘而非铭记。历史与其说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如说是一个丧失的过程，否则我们立马就不再需要历史学家了。更不用说，保留记忆的能力并不能将自身转译为道出预言的能力。由哲学家或政治思想家作出的此类转译尝试几乎注定会变成一张新社会的蓝图。第三帝国的兴起、繁荣和衰亡，就像俄国的共产主义体制一样，之所以未能避免，恰恰因为它们是出人意料的。

这便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能够因为原作的质量不高而指责翻译吗？我想给出的答案是“是的”，请允许我在此屈从于这一想法的诱惑。无论是德国版的社会主义还是俄国版的社会主义，均抽芽自十九世纪晚期的那株哲学之根，它将不列颠博物馆的书架当做燃料，将达尔文的思想当做榜样。(因此，它们两者后来的对峙就不是一场善与恶的搏战，而是两个恶魔的缠斗，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一场家庭内讧。)

更早一些的肥料，自然是法国十八世纪的那场出色表演，这场表演使德国人在军事和智性方面都落后了相当长的时间，由此派生出的民族自卑感却披上了德国民族主义和德国“文化”^{[11]观念的外衣。德国浪漫唯心主义起起落落，从最初的“心灵呼号”很快转向“战争呼号”[12]，尤其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因为不列颠的工业革命进展顺利。}

还要考虑到俄国，它比德国的表演机会还要少，而且还不仅仅是在十八世纪。这是一种双倍的自卑感，因为俄国在千方百计地——不，是竭尽所能地——模仿德国，派生出自己的斯拉夫派，提出了俄罗斯灵魂特殊性的概念，似乎上帝是根据地理原则分配灵魂的。这里开一个玩笑：在一个俄国人听来，“心灵呼号”和“战争呼号”这两个词会合二为一，成为“最新的呼号”^{[13]。正是出于自卑感，正是出于外省人的心理，即总是追逐最新的时尚，列宁才坐下来阅读马克思；列宁的阅读动机并非某种被意识到的必需。俄国的资本主义毕竟刚刚冒出它的头几根烟囱，整个国家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

但是，你们却很难指责他俩不去阅读其他的哲学家，比如说维科。那个时代的精神模式是线性的、循序渐进的、进化的。人们会不知不觉地坠入这一模式，在检讨某项罪行时更多地关注其起源，而非其目的。是的，我们就是这样一种猎犬，我们更愿意去嗅伦理学而非人口统计学。历史的真正悖论就在于，它的线性模式原本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之产物，可这种模式却又在钝化这一本能。无论如何，德国版和俄国版的社会主义恰恰源自这种模式，源自历史决定论的原则，即对“正义之城”的追寻。

我们甚至可以补充一句，这么说并非比喻。因为，历史决定论者的一个主要特征就在于他对农民阶级的蔑视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厚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俄国至今仍不愿让农业私有化，非要让大车跑在马的前面——这话也并非比喻。)社会主义理想作为工业革命的一个副产品，实际上是一种都市构造，它源自那些背井离乡、将社会就等同于城市的心灵。因此毫不奇怪，这种精神破落户的思想杜撰以一种令人嫉妒的逻辑成长为一个专制国家后，定会放大都市中下阶层的某些最基本属性，首先就是他们的反犹主义。

这与德、俄两国彼此毫不相像的宗教史或文化史少有干系。路德的演讲尽管激情四溢，可我依然真心怀疑，他那些大多没有文化的听众是否真的很在意他的布道之要义；至于俄国，伊凡雷帝在与叛逃者库尔勃斯基大公的书信论战中曾真诚而又骄傲地称自己为犹太人，称俄国为以色列。(就整体而言，如果说宗教问题的确是当代反犹主义的根源，那么反犹主义最丑恶的首领就不该是德国人，而应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或法国人。)对于十九世纪的德国革命思想而言，无论它曾如何在驱逐犹太人或解放犹太人这两个问题间剧烈摇摆，其法律上的结果仍是一八七一年的犹太人解放。

因此，犹太人在第三帝国的遭遇首先是与一个全新国家、一种新型社会体制和生存方式的创建联系在一起的。“千年帝国”有着某种明显的千禧年情绪，某种“世纪之末”^{[14]情绪，但它或许有些早熟，因为二十世纪才刚刚开始。但是，战后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废墟却构成一个一切从头再来的最佳时期。(历史也像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并不注重人类的编年顺序。)对青年的关注，对青春躯体的崇拜，对血统纯正种族的鼓吹均由此而来。社会乌托邦遇见了一头金发怪兽。}

这一相遇的结果，自然就是社会的野兽化。因为，最不具乌托邦色彩的就是正统的犹太人，甚至包括那些被解放的、世俗化的犹太人；他们也是最少金发的。创造新事物的一种方式就是铲除旧事物，新德国就是这样一项计划。一个无神论的、志在未来的“千年帝国”，只会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犹太教视为障碍和敌人。从编年史的角度来看，从伦理学和美学的角度来看，反犹主义的出现均可谓恰逢其时；其目标大于其手段，我甚至想说，也大于其靶子。这个目的恰恰就是历史，就是要按照德国的样式来重建世界；手段则是政治的。大约正是这些手段的具体性以及它们的靶子的具体性才使得目标不那么抽象了。对于一种思想而言，其受害者的引人注目之处正在于，后者会帮助这种思想获得致命的特征。

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他们为何不逃走呢？他们没有逃走，这首先是因为，离去还是被同化的两难选择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直到不久之前，隔着一两代人，在一八七一年，这个问题通过犹太人的被解放似乎已得以解决。其次是因为，魏玛共和国的宪法还在继续发挥效用，它释放出的自由空气还滞留于他们的肺叶，也滞留于他们的口袋。第三是因为，纳粹在当时还被视为一种显而易见的怪物，一个主张重建的政党，他们的反犹行为也被看作艰难的重建工作的副产品，是他们锻炼肌肉的副产品。他们毕竟号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那只身配纳粹标志的老鹰也会被当做一只外省凤凰。这三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原因都足以使人留守家园；而同化、从众的惰性更将他们聚拢了起来。我猜想，他们总的想法就是挤在一起，等到雨过天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