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年谱（第13/21页）

“他们要‘创格’，要发见‘新格式与新音节’。闻一多氏的理论最为详明，他主张‘节的匀称’，‘句的均齐’，主张‘音尺’，重音，韵脚。他说诗该具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音乐的美指音节，绘画的美指词藻，建筑的美指章句。他们真研究，真试验。每周有诗会，或讨论，或诵读。梁实秋氏说‘这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意的试验作新诗’。虽然只出了十一号，留下的影响却很大——那时候大家都做格律诗。有些从前极不顾形式的，也上起规矩来了。‘方块诗’，‘豆腐干块’等等名字，可看出这时期的风气。

“诗镌里闻一多氏影响最大。徐志摩氏虽在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却只顾了自家，没有想到利用理论来领导别人。闻氏才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

四十年后，梁实秋在他的《谈闻一多》一书里，提到这个诗刊，也有很中肯的批评：“他（按：指闻一多）所标榜的‘形式’，确是新诗进展的一大步，但是也因此而赢得‘豆腐干体’的讥嘲。新诗不可以长久留在‘自由诗’的阶段，必需注重音节，而音节须要在整齐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整齐。中国字为单音，在音节方面宜于旧诗，如今以语体写诗便不能以一个字为一单位，只好以两三个字为一组，一行中有几个重音。《诗刊》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一个尝试。”

十七日，《晨报·副刊剧刊》创刊。《剧刊》创刊的背景，赵聪曾叙述说：

“在这前一年，留美专攻戏剧的余上沅、赵太侔回国，使已停办的《国立艺专》复活，开办了戏剧系，闻一多做了艺专的教务长。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戏剧教育机关，便想再创一个定期刊物作为他们的言论机关，于是剧刊便在志摩主编的晨副上很容易出现了。他们抱有大志，想在《艺专》的基础上扩成北京艺术院，并再建设新型的剧场。这一运动的领袖和剧刊的主编，仍然是志摩。可惜以后因为时局的动荡不宁，经费毫无办法，而且在奉系军阀的淫威下，学人亦无法立足，以致他们的计划全成了梦幻泡影，《剧刊》出到十五期，也于民国十五年秋天无疾而终。”

先生在《剧刊创刊号》发表《剧刊始业》一文，说明他们的目的和动机：

“我们想合起来做一点事。这回不光是‘写’一两个剧本，或是‘做’一A次戏就算完事。我们的意思是要在最短的期内办起一个‘小剧院’—记住，一个剧院。这是第一部工作。然后再从小剧院作起点，我们想集合我们大部分可能的精力与能耐从事戏剧的艺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小小的根据地，那就是艺专的戏剧科。我们现在借晨副地位发行每周的剧刊，再下去就盼望小剧院的实现。”（全文见《徐志摩全集》第六卷）

六月底，先生散文集《落叶》由北新书局出版。内中有一半是讲演稿，封面是闻一多设计的。民国十六年九月再版。

八月十四日（阴历七月七日），星期六，中午与陆小曼（眉）订婚。小曼时年二十四岁，苏州人，长文艺，善书画。在北海董事会宴客，到梁实秋、叶公超、杨振声、丁西林、任叔永、陈衡哲、陈西澄、唐有壬，邓以蛰等百余人。（详见梁实秋《谈徐志摩》页六—七）

九月二十三日，《剧刊》出至第十五期，宣布停刊。剧刊名义上是由先生主编，但真正的执行编辑是余上沅。此外赵太侔、闻一多和张嘉铸等，也帮了不少忙。先生在是日《剧刊》终期一文中说：

“剧刊的地位本是由诗刊借得，原意暑假后交还，但如今不但诗刊无有影踪，就剧刊自身也到了无可维持的地步……剧刊初起的成功全仗张君嘉铸的热心……上沅的功劳是不容淹没的，这十几期剧刊的编辑苦工，几乎是他独抗着的。”

《剧刊》停刊的原因，主要的还是人事问题。当初支持这个戏剧运动的“真正的行家”，如闻一多、赵太侔等，都忍不住北京八校欠薪以及艺专风潮迭起的压迫而离散了，而先生这位主编，和陆小曼刚订婚不久，又在忙着筹备结婚和南下，自然也无暇兼顾了，不仅无暇兼顾剧刊，甚至连那篇剧刊终期的文章也没有写完，留给了余上沅去作结尾。余上沅说：

“在人事亦是一般的憔悴的时候，志摩已经找着了一条出路，碰上这天上地下都团圆的清夜，（编者按：天上指中秋节，地下指先生和小曼。）不免痛饮到了陶醉。剩下未尽之意，只好由我来勉强续完了。”

《剧刊》停刊的另一原因，是他们的根据地——国立艺专戏剧系，一直就不很景气，只招了二十几个学生，以后越来越少，及至主持者先后离校南下，交给熊佛西接办，不久也因经费无着而停办。至于他们想办的小剧院，始终没有办成功。只是在剧刊刊行期间，创办了一个中国戏剧社，寿命也A长，似乎在剧刊停刊后，也就销声匿迹了。这个戏剧运动，虽然为时久，但还是有他的影响的，至少他们是提出了他们对“国剧运动”的主张，而且对剧运总算是尽了推动的责任。剧刊上所发表的重要论文，后来余上沅编成一本《国剧运动》，由新月书店出版。

十月三日（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孔诞日），与陆小曼在北海结婚，由梁启超证婚，胡适作介绍人。梁在致证婚词时，将新郎新娘大加训斥。据梁启超十月四日给孩子们书云：

“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请。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丁文江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页七一○）

按：先生与小曼结婚，据云其父母有三条件（一）婚费自筹，故仪式草草，仅茶点而已。（二）必须梁启超证婚，故经胡适设法说服，卒由梁氏任之。（三）婚后必须南下，与翁姑同居硖石。故先生在硖特将原屋修盖一新。

又按：梁启超证婚词未录稿，交与先生，托蒋复璁裱成手卷，面交先生。据蒋复璁称，后晤申如公，于先生故后，由申如公收去，幼仪夫人及其公子积锴均旨不知，恐已在大陆遗失。先生结婚翌日，至清华园向梁启超申谢，梁氏仍未假以颜色，时蒋复璁亦在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