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文集（第17/23页）

再过了不多时，在山顶上睡着的那块灰色的云也慢慢的动了，像是睡醒了，要不了一会儿他飞跑了，露出青青的山峰，还是像早上一样，在太阳光里亮着，头顶上也再没有一丝一斑的云气，只有一个青青的青天，望不见底的青天。这时候我们的小雀儿又在唱他的歌儿了，这回唱得更起劲，更好听，他又在赞美他崇拜的太阳与青天，他也笑他自己方才的着忙，他也好笑那小赌婆儿的说大话，他也记得那爱睡的小玲珑儿，也许这时候还是伏在那快开小白花儿的耐冬上做他的好梦……

（原载：民国十三年九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九号）

仇俄与反对共产

许多人因为我这几天作了几篇反对苏俄在中国捣乱的文章，于是遂疑我是反对共产和反对联俄的人。我敢说，这些人们又错了。我不但不是笼统反对联俄的人，在理论上和在对于人类的同情上，我竟许是个赞成共产主义的人。不过这是指理论上的共产主义和俄国试行共产主义而言，要把共产主义生吞活剥的拿到今日的中国社会上去实行，那我便是无条件的反对（我另有《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详论此点）。这只是讲反对共产。说到联俄，我自然极力赞成。不过我与多数赞成联俄者不同的地方，在我的赞成为有条件的赞成而已。甚么条件呢？并不大，并不难，只要苏俄不在中国内政上捣乱就行了。

可是这是谈何容易呢？因为中国在未经“劳动革命”以前，苏俄支配中国内政的原则是利乱不利治，是永远利乱不利治。既是永远利乱不利治，那就除却永远拚命捣乱外，还有别的甚么方法可使中国长乱而不治呢？

苏俄对于中国内政何以利乱不利治，说来原甚简单，他因要争他自己在世界上的生存和达到全世界“劳动革命”的目的计，不能不与拦他马头和截他的去路的帝国主义者闹一个你死我活。但同时他独自一人却又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不能不找几个帮手。不过环顾四围，资本主义的势力布满全球，谁又能作他的帮手，谁又能永远作他的诚心帮手？现在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吗？不是，因为这些弱小民族虽一时因特别利害关系能受他的驱遣，但毕竟也都是头脑很旧而且战斗力很薄弱的国家。头脑既旧，战斗力又薄弱，引为帮手，有何大益？然则完全放弃了吗？那自然又不行，因为如其抛弃这些弱小民族使自己依旧没有帮手，不如赤化他们，还能为自己多少增A实力。这完全是一个以俄国为发端，以俄国为归宿的私利政策，没有么了不得的仁义道德在内。赤化各弱小民族的根本政策既定，其次就只剩下实行赤化的方法，或策略问题。策略固然因时因地而异，但是无论何时何地他们均有一共同之点，就是：除完全听苏俄共产党直接指挥的政府外，无论何种政府，他都要无条件的攻击或推翻；除受苏俄共产党本身维持的秩序外，无论何种秩序，他都要无条件的扰乱或捣毁。因为如此，所以不但现在的中国政府和现在中国社会上的秩序他要攻击要扰乱，就是比现在的好上一千倍一万倍一万万倍，只要不是苏俄共产党所要的政府或秩序，那他一定也是要推翻要捣毁的。这也用不着旁征博引，只要看看苏俄近年来对于新德国新奥国新土耳其和近几个月来对于广东政府的态度便可了然了。

现在让我在这里顺便把苏俄对于中国内政利乱不利治的理由归结的说一下：利乱，因为乱极则人心思治，他的共产主义才有风行的机会；不利治，因为治了则这种机会随着减少，虽属中国之福，终非苏俄之利。这在苏俄一方面为他自己打算，自然是千对万对，毫无可驳的地方，我们应该十二万分佩服他的聪明，一百二十万分崇拜他的能干。但是为我们中国计又该怎样呢？我以为我们若是完全赞成赤化，完全赞成中国今日行俄国式的共产主义，那就不说。不然，就不应该不做声的让苏俄在我们内政上任意捣乱吧。这并不是一个暂时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永久的问题，我愿大家平心静气的仔细想一想。

方才说过，我的“联俄”是有条件的，而且这个条件并不十分苛刻，只要苏俄不在我们内政上捣乱罢了（捣乱二字的意义见《苏俄何以是我们的敌人》篇中）。可是苏俄能履行这个条件吗？上文已经说过，恐怕不容易。苏俄若不能履行这个条件，那我们又应该怎样对付他呢？那我们还是联他呢，还是不联他呢？照逻辑说和从本国利益上着想，那自然没有联他的余地了。这当然不能怪我们，因为他联我们是为着他的利益，我们联他也是为着我们的利益，现在这两个利益相互冲突，而且系由他存心作祟，我们当然不能瞎着眼睛做傻瓜还去联他。

有人说：苏俄自动的放弃了他在中国的许多权利，总要算是我们的朋友。不错，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因他起先有这点好处，于是把他后来的坏处就一概A问了。尤其是坏处过于好处时，更不能不问。况且他这种放弃也只一种宣传手段，根本上还是为他自己的较大利益设想，怎见得是赤心利他的行为呢？

总之，国际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利害关系。苏联如有利或利多于害，我们就联他；如无利或害多于利，就不联他。我认为现在中俄的关系，在我们完全是害多而利少，甚至完全无利（其详见《苏俄何以是我们的敌人》篇中），所以觉得我们不应该闭着眼睛一味说那些联俄的感情话而忘了事实上的确切利害。

（录自：《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上册第九九至一○二页）

一个译诗问题

去年我记得曾经为翻莪默一首四行诗引起许多讨论，那时发端是适之，发难是我，现在又来了一个同样的问题，许比第一次更有趣味些，只是这次发端是我，发难是适之了。

翻译难不过译诗，因为诗的难处不单是他的形式，也不单是他的神韵，你得把神韵化进式去，像颜色化入水，又得把形式表现神韵，像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水。有的译诗专诚拘泥形式，原文的字数协韵等等，照样写出，但这来往往神味浅了；又有专注重神情的，结果往往是另写了一首诗，竟许与原作差太远了，那就不能叫译，例如适之那首莪默，未始不可上口，但那是胡适，不是莪默。

这且不讲，这回来的是我前几天在《晨报副刊》印出的葛德的四行诗，那是我在斐冷翠时译的，根据的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