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铺展文化传承（第14/18页）
◎余秋雨的思想价值
——朱庆华
余秋雨先生广受读者欢迎的一些文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开始在上海《收获》杂志连载了。如果要问，这十七、八年间在文化思维上对中国大陆广大读者影响最大的是哪一个人？我想，只要不存在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余秋雨先生一定名列前茅。
当然，思想深刻的学者不止他一个人，但只有他找到了具有社会渗透力的文学语言；反之，广受读者喜欢的时尚作品也不少，但那些作品大多缺少文化思维的深度。
正是在精英文化难于普及、时尚作品缺乏深度的双重必然中，余秋雨先生就显得特别难得、又特别珍贵。谁不想自己的作品既广受欢迎又不失深度呢？全国那么多人在努力，但只有他充分地做到了，而且一直领先十七、八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历史事件。
可笑的是，一些社会上最浅薄的文人经常会把余秋雨先生广受读者欢迎的原因说成是“媚俗”。这种颠倒说法由于迎合了中国文化界历来宣扬的所谓“深刻的东西不会产生广泛影响”的观点，也让不少人糊里糊涂地相信了。其实，仅仅看《文化苦旅》，就会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且看下面这些例子——
第一，对于一个文明古国的文物，究竟应该看作全人类的遗产，还是看作一个民族的珍宝？《文化苦旅》第一篇就表现了“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的“两难”结构。这个结构，到现在，到今后，都是艰深和苦涩的。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广大普通中国读者接受这个悖论，具有可想而知的障碍，但是，通过余秋雨先生的笔力，大家大致接受了。从此之后，中国大陆的学术文化界很少再有人简单化地把斯坦因等人说成是“帝国主义强盗”了；
第二，历史上，最高的政治评价来自于战功，还是来自于利民？《都江堰》开宗明义提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这个论断直到今天还是冒险而备受争议的，但余秋雨先生作了雄辩的论述；
第三，中国的文化灵魂，应该集中居住在城市里，还是应该散落在大地间？《江南小镇》提出了一种既古典、又超前的构想。余秋雨先生主张文化智者应该拔离集中而逼仄的倾轧，以充分的自立和孤独走向真正的安宁；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是通过什么样的艰难方式获得民间保存的？这种方式各有什么利弊？文化和生命的关系如何？《风雨天一阁》提出的是这么一系列艰深的课题；
第五，作为中国近代特殊成果的上海文明应该如何评价？被全国人民所诟病的上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群落？他们在集体文化心理上有什么优点和缺点？这一系列问题非常复杂，社会上争议重重，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中由历史到文化，由宏观到微观，论述精辟，几乎一锤定音，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第六，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根本差距是怎么造成的？《夜航船》一文比较了中国明代的张岱和几乎与他同时代的法国的狄德罗，指出中国文人喜欢炫示文物典章的恶习与欧洲百科全书派立足开拓创新的区别；
第七，如何来看待废墟？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早早地提出，反对把所有的废墟刷新、修缮和重建。他说，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但是，“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
……
请注意，这一切都写于十七八年前，也就是说，写于文革灾难刚刚离去，改革开放开始不久，人们的思想禁锢尚未解除，文化思维还很僵化的时代。这些观点中的一部分，在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时候已有涉及，但“文化热”终究集中在部分文人学者间，而且涉及方式更多的是直接搬用外国的观念和方法。余秋雨先生所做的不仅仅是通俗化，而是通过自己的体验调动一般读者的体验，因此实现了真正的文学化、生命化和普及化。
事实已经证明，“文化热”中的那些介绍文章功不可没，但很快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人们再也不会去翻看，而唯一能长时间留下去的，也只有余先生的文章。它们验证了一个道理：任何一时的热潮如果真正上升到了文学，就能延续久远。
《山居笔记》在写法上与《文化苦旅》完全不同。《文化苦旅》由一个个废墟来带出文化感悟，对地点的依附性比较大，很容易被人看成是“因景抒情”的传统散文；《山居笔记》虽然也有空间引发因素，但却以一个个重要的文化课堂为构建之本，充满了学理思辩却又不是学术论文，近似学者随笔却又比同类文章长得多。在理性和感性的巧妙组合上，这肯定是余秋雨先生独创的文体。自《山居笔记》篇篇轰动后，文坛间追随、摹仿者很多，有的近于文学，有的近于史学，但几乎没有谁能在文学等级和历史气韵的浑然天成上赶得上《山居笔记》。
更重要的，是《山居笔记》在连载时出现的许多杂志竞相转载、每期成为街头巷尾人们热烈话题的景象。就广度而言，这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山居笔记》把一个个极为前沿的文化难题端到了广大民众眼前。
第一篇《一个王朝的背影》，恰恰是从审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灾难开始的。一般中国人从历史教科书里接受的“民族气节”和“攘夷情结”，最集中地表现为明末清初对满清王朝的强烈对抗。余秋雨先生勇敢地从自己出发，检讨了这种思维惯性和情感惯性，然后从人格意义上正面推崇了康熙皇帝，并对比了明代的皇帝，得出了有力突破民族主义历史观的现代结论。文章最后，又以汉族大学者王国维在清亡后的自沉来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文化挣扎。这篇文章一度在社会上产生的震撼程度，十分巨大。此文还产生了一大串副产品，即触发了近十年来“清宫电视剧”的热潮。如果不是余秋雨先生对康熙皇帝的论述广泛深入人心，这种热潮不可能产生，尽管这种热潮的方向与余先生的本意并不相同。
从这篇文章开始，《山居笔记》的每一个主题都是极尖锐、极迫切的。按照余秋雨先生自己在《借我一生》中简约的概括，全部主题具有严整的连贯性：
“借东北的流放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生存灾难”——这是指《流放者的土地》；
“借渤海国的兴亡来讨论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这是指《脆弱的都城》。这篇文章，还首次鲜明地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城市文明的遗憾，因此也指出了文明转型中的一个重要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