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第5/6页)

“是呀……反常的,”索尼雅急忙附和说。

“或者说得简单明白些……她有病。”

“是啊,说得简单明白些……是呀,她有病。”

“对啊。所以,出于人道感,也可以说,由于恻隐之心,我想做些有益于她的事,因为我预料到,她的不幸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贫穷的家庭现在大概只有依靠您维持生活吧。”

“请问,”索尼雅突然站起来。“您昨天不是对她说过可以领抚恤金吗?因为还是昨天她对我说的,您在替她设法领抚恤金。这是真的吗?”

“决不是这样,从某一方面来说,这甚至是荒唐的。我只暗示一下;只要有门路,一个在职的去世的官吏的未亡人有可能得到临时补助,但是已故的令尊不但服务没有满期,而且最近根本没有差事。总之,即使有希望,但把握不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不能享受任何补助的权利,甚至恰恰相反……可是她已经想领抚恤金了,嘿—嘿—嘿!好一个想入非非的太太!”

“是啊,她想领抚恤金……因为她心地善良,容易上当;因为她心地善良,所以她什么都会相信,而……而……而且她有点儿精神错乱……是的……请原谅。”索尼雅说,又站起来要走。

“您还没听完我的话呢。”

“是的,我没听完,”索尼雅嘟哝说。

“那么请坐吧。”

索尼雅怪难为情地又坐下了,这是第三次了。

“因为看到她境况如此,还有几个不幸的幼小的孩子,我想——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聊尽一份绵薄的力量,做些有益于她的事,就是所谓量力而行。比方,可以为她募捐,或者,可以说,举办抽彩……或者诸如此类的事——就像亲友们,或者甚至旁人,总之,凡是肯帮忙的人,往往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我要告诉您的就是这么回事。这可以办。”

“是啊,很好……做这样的事,上帝会保佑您。”索尼雅嘟嘟囔囔说,定睛地凝视着彼得·彼得罗维奇。

“可以办,不过……我们往后就这么办……就是说,可以从今天开始。晚上我们再碰碰面,商量一下,确定一个办法。请您七点光景上我这儿来。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希望您也来一起参加……可是……有一个情况,得预先详细地说明一下。索菲雅·谢苗诺夫娜,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冒昧地请您到这儿来的。我的意思是这样:不应该,也不妥当把钱交给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本人;今天办丧宴这件事就是证明。可以说,明天连面包皮也没有……也没有鞋,也没有一切东西,今天却买了牙买加糖酒〔9〕,甚至还买了马德拉酒〔10〕和—和—和咖啡。我经过时看见的。明天一切,直到最后一片面包又会都压在您的身上;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募捐时,依我个人的看法,钱应该不让这个可以说是不幸的寡妇知道,而只有,比方说,您一个人知道。我说得对吗?”

“我不知道。她今天才如此……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她很想为先父祈祷,纪念他,追悼他……她是很贤惠的。不过,可以照您的意思办,我会很……很……很……他们都会感激您……上帝会保佑您……孤儿们也……”

话还没有说完,索尼雅就呜呜咽咽哭起来了。

“对啊。所以您要记住,为了您的亲属的利益,现在请您收下这笔钱,应一下急……可以说,这是我个人给的,数目有限。因为我自己也有用途,所以不能多给……我十分希望别提我的名字。”

彼得·彼得罗维奇郑重其事地展开了一张十卢布钞票,递给了索尼雅。索尼雅接过钞票,满脸绯红,站了起来,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赶快告辞。彼得·彼得罗维奇洋洋得意地送她到门口。她终于走出了屋子,又激动又累,十分惶窘地回到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那儿去了。

当这一幕正在进行的时候,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一会儿在窗前站定,一会儿又在房间里踱步,不愿打断他们的谈话;索尼雅走后,他忽然走到了彼得·彼得罗维奇跟前郑重其事地同他握手:“一切我都听见,都看见了。”他说,特别强调最后三个字。“这种高尚的行为,我要说,也就是人道主义!我看见了,您不愿人家道谢!我向您坦白地说,虽然从原则上说,我不赞成个人行善,因为这不但不能根除罪恶,反而助长罪恶,然而我不得不承认,看到您的行为,我很高兴,——是的,是的,这使我很满意。”

“哎,这一切都是废话!”彼得·彼得罗维奇低声说,心头有点儿激动,而且不知怎的细瞧着列别兹雅特尼柯夫。

“不,不是废话!一个像您这样的人,虽然昨天发生了那件事,受了委屈,憋了一肚子气,但还能想到别人的不幸——这样的人……虽然他的行为造成了一个社会性的错误——但……还是应该受尊敬的!彼得·彼得罗维奇,我想不到您是这样的人,尤其是照您的见解……啊!您的见解还束缚着您!比方,昨天的失意使您多么焦急!”好心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感慨地说,对彼得·彼得罗维奇又发生了极大的好感。“最高尚的、最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维奇,您何必、何必一定要这门合法婚姻成功。您何必要婚姻合法化?嗯,如果您要揍我,那就揍吧,可我很高兴、很高兴这门婚姻没有成功,很高兴您是自由的,您还能对人类做些事,我很高兴……您要知道:我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因为我不愿在您的所谓自由结婚中戴绿帽子,栽培别人生的孩子,所以我需要合法婚姻,”卢仁勉强地回答道。他正在聚精会神地转着一个什么念头,神情若有所思。

“孩子吗?您是说孩子吗?”安德烈像一匹听到一阵军号声的战马,不觉一怔。“孩子是个社会问题。我同意,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但是孩子问题可以用别的办法来解决。某些人甚至根本否定孩子,意思是指家庭。关于孩子问题,我们留待以后再谈。现在谈谈绿帽子问题!我向您坦白地说吧,我在这方面是外行。在未来的辞典中,甚至不可能有这个叫人讨厌的、骠骑兵式的、普希金的用语!绿帽子是什么东西呢?啊,多么荒谬啊!绿帽子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戴绿帽子?真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在自由结婚中不会发生戴绿帽子的事!绿帽子——这只是一切合法婚姻的自然产物,可以说,是对这种婚姻的修正,是对这种婚姻的反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甚至毫不使人受辱……如果我什么时候——做了一件荒唐的事——跟一个女子合法地结了婚,那么我甚至乐意戴您所诅咒的绿帽子;那时候我会对妻子说:‘亲爱的,以前我只是爱你,现在我却尊敬你,因为你敢于反抗!’您发笑?这是因为您无力摆脱成见;见鬼,一个经过合法手续结婚的妻子被人勾搭上了的时候,我知道烦恼的原因何在。这只是下流勾当的不良后果,双方都因此受辱。当戴绿帽子像自由结婚一样公开化的时候,那么戴绿帽子的事就不会有了,绿帽子就不可思议了,这个名称也会取消。相反,您的妻子不过向您证明,她多么尊敬您,认为您不会反对她的幸福,您的修养这么高,不会因为她另嫁丈夫而向她报复。见鬼,我有时也瞎想,如果我娶了妻子,呸!如果我结了婚(自由结婚或合法结婚,反正都一样),如果妻子很久还没有找到情人,那我会给她找一个。‘我亲爱的,’我会对她说:‘我爱你,而且还要你尊重我——就是这样!’我说得对吗,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