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17/25页）
①指一九○○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你向四下里瞧瞧罢！你的国家，所有我们的国家，在民族的英勇的理想主义上，不是都受到威胁吗？它们不是都给抓在政治冒险家跟思想冒险家的手里吗？对付这个共同的敌人，你们不是应该和你们的有气力的敌人携手吗？象你这样的人怎么会看不见事情的真相？你所谓的敌人，无非是些拥护一种跟你的理想不同的理想的人！一种理想就是一种力！这是你不能否认的；在最近一次的斗争中，是你们对手方面的理想把你们打败了。与其为了反对那个理想而浪费你们的精力，干吗不把那个理想跟你们的放在一起，去对付一切理想的公敌，对付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对付侵蚀欧洲文明的蠹虫？”
“先得知道为了谁？为了促成我们敌人的胜利吗？”
“你们在非洲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你们打仗是为了一个王还是为了共和国。我看你们之中好多人都没想到什么共和国吧？”
“他们不管这些。”
“好吧！可是法兰西已经沾了光。你们的征战是为了它，也是为了你们。现在你们也得这样干！扩大战斗的阵营。别为了政治上或宗教上的细故而互相倾轧。那是些无聊的事。你们的民族是教会的代表也罢，是理性的代表也罢，都无关紧要。第一得教你们的民族活着！凡是能激发生机的都是好的。敌人只有一个，便是贪图享乐的自私自利，是它把生命的泉源吸干了，搅溷了。你们得把力量，光明，丰满的爱，牺牲的欢乐，尽量激发起来。永远不能教别人代庖。你们得自己来干，干，你们得联合起来！……”
他说着在钢琴上奏起《合唱交响乐》①中那段《降Ｂ调进行曲》的开头的几节。
“你知道，”他停下来说，“如果我是你们的音乐家，或是夏邦蒂哀或者勃吕诺②，我要替你们把《公民执戈前驱》，《国际歌》，《亨利四世万岁》，《神估法兰西》等等，一起放在一阕合唱交响曲里，——（你听，就象这种派头），……——我要替你们做一盘大杂烩塞在你们嘴里！那当然是怪味道——（也不见得比他们做的更怪）；——可是我敢担保，你们吃下去肚子里会热腾腾的冒出火气来；你们非有所行动不可！”
①即贝多芬作的《第九交响曲》。
②夏邦蒂哀与勃吕诺均为法国近代音乐家。
他说着哈哈大笑。
少校也跟着他笑了：“你是个好汉，克拉夫脱先生。可惜你不是我们这一边的人！”
“怎么不是？到处是同一的战斗。咱们靠拢一些罢！”
少校表示同意；但也至此而已。于是克利斯朵夫拿出固执的脾气，把话题又转到韦尔先生与哀斯白闲夫妇身上。军官跟他一样的死心眼儿，翻来覆去都是反对犹太人和德莱弗斯党的那套老调。
克利斯朵夫因此很难过。奥里维和他说：“你别伤心，一个人不能一下子改变整个社会的思想的。那太理想了！可是你已经不知不觉的做了不少事了。”
“做了些什么？”克利斯朵夫问。
“你是克利斯朵夫。”
“这对别人有什么好处？”
“噢！很大的好处。亲爱的克利斯朵夫，你只要保持你的面目。别替我们操心。”
可是克利斯朵夫决不肯罢休。他继续跟夏勃朗少校争辩，有时很激烈。赛丽纳看了觉得好玩。她听他们谈话，静静的做着活儿，并不加入辩论，但她似乎快活了些，眼睛更有光彩，四周的天地也扩大了。她开始看书，比较的肯往外走动了，感到兴趣的事也多了些。有一天克利斯朵夫为了哀斯白闲跟她的父亲大开论战的时候，少校看见她微微笑着，便问她作何感想；她安详的回答：“我觉得克利斯朵夫先生是对的。”
少校不由得愣了一愣：“怎么！你也这样说？……好吧，不管谁是谁非，反正我们现在这样过得很好，不用看见这些人。可不是，孩子？”
“不，爸爸，有些人来往来往，我觉得是愉快的。”
少校不出声了，只装没听见女儿的话。他表面上不愿意露出来，其实对于克利斯朵夫给他的影响并不是毫无感受。他的狭窄的头脑和暴躁的性情还没压倒他的正直和豪侠的心肠。他喜欢克利斯朵夫，喜欢他的坦白与精神的健康，常常惋惜他是德国人。他虽然跟克利斯朵夫争得面红耳赤，却老是要找这种辩论的机会；克利斯朵夫的理由慢慢的在他心中发生作用了。他当然不肯承认。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发觉他躲躲闪闪的看着一本书。后来赛丽纳送克利斯朵夫出门的时候，说：“你知道他看的什么书吗？是韦尔先生的著作。”
克利斯朵夫听了很高兴。
“那末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畜生……’可是他舍不得把书丢下。”
克利斯朵夫下次看到少校的时候绝口不提那件事。倒是他先问：“怎么你不再拿你的犹太人来跟我麻烦了？”
“用不着了，”克利斯朵夫说。
“为什么？”少校声势汹汹的追问。
克利斯朵夫不回答他，一边笑一边走了。
奥里维说得不错。一个人对于别人的影响，决非靠言语完成，而是靠精神来完成的。有一般人能够用目光，举动，和清明的心境，在周围散布出一种恬静的，令人苏慰的气氛。克利斯朵夫所散布的是活泼泼的生命。它慢慢的，慢慢的，仿佛春天的一般暖气似的，透过死气沉沉的屋子，透过古老的墙壁和紧闭的窗子，使那些被多少年的痛苦，病弱，孤独，磨得枯萎憔悴，差不多已经死了的心再生。这是心灵对心灵的力量，感受的和施与的双方都不知道的。可是宇宙万物的生命就靠这种潮涨潮落的运动，而支配这运动的便是那神秘的吸引人的力量。
住在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公寓的四层楼上的，便是上文提过的那个三十五岁的少妇，奚尔曼太太。她两年以前死了丈夫，一年以前又死了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她和婆婆住在一起，她们都不跟人往来。在整幢屋子的房客中间，和克利斯朵夫最生疏的便是她了。他们难得碰到，并且从来不搭讪。
她是个高大，清瘦，身腰相当好看的女人：深色的眼睛没有光彩，没有表情，有时射出一道黯淡的阴沉沉的火焰，照着她蜡黄的扁平脸和瘪陷的嘴巴。老奚尔曼太太是个虔婆，成天呆在教堂里。媳妇却一心一意想着自己的悲伤，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她周围放的全是亡女的遗物和照相等等；因为全神贯注着这些东西，她脑海里再也看不见孩子的形象；眼前那些死的形象把心中那个活的形象给毁掉了。她因为看不见孩子，便更固执的要看见孩子；她要想念她，要专心一意的想念她；结果是毫无办法。于是她冷冰冰的呆在那里，惘然若失，一滴眼泪都没有，生命枯涸了。宗教也无能为力。她奉行仪式，可并不爱宗教，因此也没有活泼泼的信仰；她在教堂里献捐，但不积极参加慈善事业；她所有的宗教都建筑在一个念头上，就是跟女儿再见。其余的都对她不相干。上帝？她跟上帝有什么关系？要能再见女儿才行呢！……但这一点就毫无把握。她只是心里要这么相信，固执的，拚命的要相信；但老是怀疑着……她最受不了看到别人的孩子，心里想：“为什么这些孩子倒没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