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20/25页）

“可是告诉我，”克利斯朵夫问安特莱·哀斯白闲，“你们和别的民族的无产阶级有没有联系好呢？”

“反正要有个人首先发难。那就由我们来了。我们素来是打先锋的。让我们来发信号罢！”

“要是别人不响应怎办呢？”

“不会的。”

“你们有没有协定，有没有预先定下一个计划？”

“用不着协定！我们的力量比什么外交手段都强。”

“这不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而是战术的问题。倘使你们要消灭战争，就得用战争的方法。在两国之间先把你们的作战计划定下来，把你们在德法两国的行动和日期商量妥当。倘若你们只存着碰运气的心，那末结果怎么样？一方面是毫无计划的碰运气，另一方面是有组织的强大的力量，——你们不被他们压倒才怪！”

安特莱·哀斯白闲不听这些。他耸耸肩，只空空洞洞的说些威吓的话：他说拿一把砂子放在要害，放在齿轮里，就能把机器破坏。

可是从容不迫的谈理论是一件事，把思想付诸实行——尤其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又是一件事。狂风巨浪在心坎里尝过的时间的确是难过的。一个人自以为是自由的，是自己思想的主宰；不料你忽然觉得不由自主的被什么东西拖着。你心中有个暧昧的意志要违反你的意志。你这才发见有个陌生的主宰，有一种无形的力统制着人类。

一般头脑最坚定，信仰最稳固的人，发觉自己的信仰溶解了；他们徬徨无措，不知道怎么决定，而结果往往会走上跟他们预定的完全不同的路，教自己大吃一惊。反对战争最激烈的人中，有些会觉得国家的骄傲与热情突然在胸中觉醒起来。克利斯朵夫看到一般社会主义者，甚至工团主义者，对着这些相反的热情与责任依违两可，无所适从。在两国冲突的初期，克利斯朵夫还没把事情看得严重，他用着德国人那种冒失的态度和安特莱·哀斯白闲时，这是实行他理论的时候了，要是他不愿意德国把法国吞灭的话。安特莱听着大怒，跳起来回答说：“试着瞧罢！……你们这批混蛋，也算有个该死的社会党，拥有四十万党员，三百万选举人，你们还不敢堵住你们皇帝的嘴巴，摆脱你们的枷锁！……哼，我们会来代劳的，我们！吞灭我们罢！我们才会吞灭你们呢！……”

等待的时期越拖长，大家心里越烦躁。安特莱痛苦不堪。明知自己的信仰是对的而没法加以保卫！同时还觉得受到那种精神疫疠的传染，——它就在民间传播集体思想的强烈的疯狂，战争的气息！这股气息对克利斯朵夫周围的人都起了作用，便是克利斯朵夫也免不了受到影响。他们彼此不说话了，大家都离得远远的。

但迟疑不决的心绪是不能长久拖下去的。行动的怒潮，不管那些踌躇的人愿意不愿意，把他们都推送到这个或那个党派里去了。有一天，人们以为到了最后通牒的前夜，——两国所有的活力都紧张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发见大家都已经挑选定了。一切敌对的党派都不知不觉站到它们先前嫉恨或瞧不起的政府方面去。颓废艺术的大师们和美学家们，在短篇的色情小说中加进一些爱国的宣传。犹太人说要保卫他们祖先的神圣的土地。哈密尔顿一听到国旗二字就会下泪。而大家都是真诚的，都是害了传染病。安特莱·哀斯白闲和他提倡工团主义的朋友们，跟别人一样，——并且更甚，为了形势所迫，为了不得不采取一个他们痛恨的主张，便抱着一肚皮阴沉的、悲观的怒意打定了主意，那种心绪就逼着他们替残杀做了疯狂的工具。电机工人奥贝，因为后天的人道主义与先天的排外主义在胸中交战得难解难分，差点儿发神经病。他失眠了好几夜，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一切的方式：认为法国便是全人类的化身。从此他不再跟克利斯朵夫谈话。差不多屋子里所有的人对他都闭门不纳了。连那么和气的亚诺夫妇也不再邀请他。他们继续弄着音乐，沉浸在艺术里，想忘掉那件大众关切的事。但他们时时刻刻要想到。他们之中每个人单独遇见克利斯朵夫的时候，仍旧很亲热的跟他握手，可是急匆匆的，躲躲闪闪的。倘使在同一天上克利斯朵夫又碰到他们而逢着他们夫妇俩在一块儿，他们就很窘的行个礼，连停也不停下来。反之，多少年来不交谈的人倒反突然接近了。有天晚上，奥里维做手势教克利斯朵夫走近窗口，要他看哀斯白闲一家和夏勃朗少校在下面园子里谈天。

克利斯朵夫对于大家思想上这种突然之间的变化并不惊奇。他自己的问题也尽够操心了。他心中骚乱惶惑，简直无法控制。比他更有理由骚动的奥里维却比他镇静。他似乎是唯一不受转染的人。尽管一边等着将临未临的战争，一边怕意料中的国内的分裂，他却知道迟早必须一战的两个敌对的信仰都是伟大的，也知道法国的使命是要做人类进步的实验场，而新思想的长成就得靠法国用热血来灌溉。但他自己不愿意卷入漩涡。对于人类的残杀，他很想引一句安提戈涅①的名言：“我是为了爱而生的，不是为了恨而生的。”——对啦，为了爱，也为了了解，那是爱的另外一种形式。他对克利斯朵夫的温情足以使他明白自己的责任。在这个千千万万的生灵准备互相仇恨的时间，他觉得，为了他和克利斯朵夫这样两颗灵魂的责任与幸福，应当在大风暴中保持他们的友爱和理性。他记起歌德拒绝参加德国一八一三年代的仇法运动。

①安提戈涅为希腊神话中俄狄普斯的女儿，一家均遭厄运。引语见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

这种种，克利斯朵夫全感觉到，可是没法安静。在某种方式之下抛弃了德国而不能回去的他，虽然象老朋友苏兹一样，浸淫着十八世纪那些伟大的德国人的欧罗巴思想，厌恶新德意志的军国精神和经商主义，他心中却掀起了一股巨大的热情，不知道会把他拖到哪儿去。他并不把这个情形告诉奥里维，只整天皇皇然等着消息，偷偷的整着东西，收拾行李。他不再用理性思索了。他抑制不住了。奥里维很不放心的注意着，猜到他内心的斗争而不敢动问。他们觉得需要比平时更接近，事实上也比什么时候都更相爱；但他们怕谈话，唯恐发现思想上有什么不同而使他们分离。四目相对的时候，他们往往有一种不安的温柔的情绪，好似到了永别的前夜。两人都不胜苦闷的守着缄默。

可是，在天井对面那座正在建造的房屋顶上，在这些悲惨的日子里，工人们冒着狂风骤雨，正敲着最后几下的锤子；而克利斯朵夫的朋友，那个多嘴的盖屋工人，远远的笑着对他嚷道：“瞧，我的屋子完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