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 自传(1)（第10/20页）

关于这个问题，这时有人提议为提高我们写诗的水平，从下次开始，我们每个人拿出一首自己写的诗，相互观摩、评论并改进。由于我们的语言和表达都是我们所见的事物，我们同意我们的诗作必须是改写旧约《诗篇》中的第十八篇，那是描写上帝降临的一篇，因此把一切虚构想象都排除在外。当我们的会期将至时，拉尔夫第一个拜访我，告诉我他的诗歌已经准备好了。我告诉他说，我一直很忙，兴趣也不大，没写什么。然后他把他的诗歌给我看了，问我的意见，我非常赞赏，因为在我看来，那似乎是一首十分优秀的诗歌。“但，”他说，“奥斯本不喜欢看到我的诗歌满是优点，所以他由于嫉妒而对我的诗歌大肆抨击。他不怎么嫉妒你，因此，我希望你能拿着这首诗，当成是你自己写的，我会假装我没有时间写诗，就什么也不拿出来。我们看他又会说些什么。”我同意了，马上把它誊写了一遍，那样看起来就是我写的了。

我们又相聚了。沃森读了他的作品，其中有许多优美的地方，也有不少瑕疵。接着阅读的是奥斯本的作品，这首好得多了。拉尔夫主持公道，指出这首诗虽有一些缺陷，但他赞赏其中优美的句子。而他自己没有拿诗出来赏析。我有些犹豫，一副希望得到谅解的样子，我说没有时间改正，等等。但是任何理由都不被接受，我必须拿出作品来。那首诗被读了几遍，沃森和奥斯本就弃权了，跟大家一起赞赏这首诗。拉尔夫只是略作批评，还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但我替我的诗作辩护。奥斯本反对拉尔夫，说他的批评意见不比他的诗歌更高明，拉尔夫因此不再争辩了。在他们俩一起回家的路上，奥斯本更是赞赏那首被当做是我的作品的诗。他说他当时忍住了对我的赞扬，生怕我以为是对我的恭维。“但是谁想得到，”他说，“富兰克林能写出如此声色俱佳、铿锵有力、充满激情的诗作呢？他甚至改进了他原来的写作风格。在平时的交谈中他辞不达意，他讲话支支吾吾，错误百出。而现在，天哪，他写得多好啊！”我们下一次聚会的时候，拉尔夫说出了我们跟他开的玩笑，而奥斯本被嘲笑了一阵。

这件事使得拉尔夫立志要成为一名诗人。我竭力劝阻他不要那样，但他继续草率写诗，直到蒲柏让他发热的头脑清醒了过来。然而，他还是成为了一名不错的散文家。之后我还要更多地提到他。但我还没来得及提到其他两位，就只能在这里说明：沃森几年后就在我怀里死去了，他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一个，我们对此感到极度悲伤。奥斯本去了西印度，他在那里成了著名的律师，挣了钱，但后来也夭折了。我和他曾认真地约定，就是我们当中先死去的那个，要很友好地拜访一下另外一个，并让他了解他所认识的另一个世界是怎样的。但他从未实现他的承诺。

州长似乎很喜欢和我交往，经常请我到他家做客，而且经常提起他要帮我开店的事，似乎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除了给我必须的购置印刷机、铅字、纸张等的信用证，我还要带上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好些朋友的介绍信。为了拿到这些东西，他好几次说好了指定的日期，但是到那个时候又总是延期。这样延续了好几次，直到那艘也延误了好久的船最终要起航了。那时，当我去辞行并领取介绍信的时候，他的秘书巴德博士来迎接我，说州长忙于写信，但会在我乘的那艘船开船之前抵达纽卡斯尔，他会在那里把信件交给我。

尽管拉尔夫已经结婚，还有一个孩子，但他还是决定陪我一同去。我还以为他是想建立一些往来关系，顺便弄些代销的货物。但后来我发现，他对他妻子的亲戚不满，他是想把妻子交给他们，自己再也不回来了。我辞别了朋友们，和里德小姐相互交换了山盟海誓，我乘船离开了费城，船却在纽卡斯尔抛锚了。州长的确在那里，但是当我到了他的住处，他的秘书再次出现，只带来了世界上最客气的留言：那时州长不能见我，因为有相当重要的公务在身，但他会把信送到船上来，还衷心祝我旅途顺利，早日归来，等等之类。我很迷惑地回到了船上，却还是没有怀疑州长。

安德鲁·汉密尔顿先生，费城一位著名的律师，他和他的儿子也和我们搭同一艘船，还有一位商人教友德纳姆先生，以及马里兰一家铁厂的两个老板，奥尼恩先生和罗素先生，他们包了头等舱。因此我和拉尔夫不得不去三等舱了，船上没有人认识我们，只当我们是一般人。但是汉密尔顿先生和他的儿子（名叫詹姆斯，后来当了州长）从纽卡斯尔回到了费城，老汉密尔顿为给一艘被扣押的船辩护而被人用重金叫回去了。在我们起航之前，富兰奇上校上船了，还对我十分尊重。这下我和我的朋友拉尔夫引起大家的注意了，其他绅士都邀请我们去头等舱，现在那里有足够的空间了。因此，我们搬入了头等舱。

我知道富兰奇上校把州长的急件带上了船，就问船长要那些转交给我的信件。他说所有信件都一起放进了袋子里，一时拿不到，但我们在英格兰着陆前，我应该有机会把它们拿出来。我对此回答当时较满意，我们的旅途继续着。在舱里我们相处融洽，额外还有汉密尔顿先生丰盛的食物储备，所以过得很是舒适自在。在此期间我和德纳姆先生之间建立起了友谊，直至他生命的尽头。要不是这些因素，旅途就不那么美好了，因为天气恶劣的时候实在太多。

当我们驶入海峡的时候，船长遵守诺言，让我有机会从包里面找出州长给我的信件。要转交给我的信，我一封都没找到。我挑出六七封信，笔迹很像是那些他许诺要给我的信件，尤其有一封是写给皇家印刷商巴斯吉的，还有一封是给某个文具商的。我们于1724年12月24日抵达伦敦。我先拜访了文具商，他离我所在的地方最近，并递上基思州长的信件。“我不认识这么一个人，”他说，但拆开了信封，“哦！这是里德斯登的来信。我最近发现他是个十足的无赖，我要和他断绝往来，也不会接受他的任何信件。”这样，他把信放在我的手中，转身去接待顾客了。当发现那不是州长写的信时，我很惊讶。在回忆和对比过先后的情况之后，我开始怀疑他的诚意了。我找到我的朋友德纳姆，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向他说了一遍。他让我知道了州长的为人。他告诉我基思是不可能给我写信的，认识他的任何人都不会相信他的。他得知基思允诺会给我汇信用证，便笑了起来，他根本就没什么信用。当我担心我接下来该怎么做时，他建议我找个本行的工作先干着。“在这里的印刷行里，”他说，“你会得到提升，到时候回到美国，你更有资历自己开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