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女性Ⅰ（第15/18页）

摩莉把一个坐垫举到胸口，抱住它，哈哈大笑起来。

“他接着说，安娜，当你邀请我上楼喝咖啡时，你一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是个身体健壮的男人。又说，我可以跟女人搞关系，也可以不搞。我这时已经开始厌恶他。我说，哦，你走开吧，理查，你这人太讨厌了……现在你能理解为什么今天我和理查之间的关系显得那么紧张了吗？——不错，是紧张，这正是我要用的最适当的一个词。”

摩莉停住笑，说道：“反正都一样，你和理查，你们肯定都疯了。”

“是的，”安娜十分严肃地说，“是的，摩莉，我觉得我离疯并不远了。”

这时摩莉站了起来，急巴巴地说，“我得去做午饭了。”她向安娜投去歉疚而悔恨的目光。安娜也站起来说：“那我也上厨房待一会吧。”

“你可以把我称做长舌妇了。”

“哦哦，”安娜很不经意地打了个哈欠说，“我是准备这样想，你还要我告诉你什么新鲜事呢？一切都是老样子。的确如此。”

“你说这一整年？联共二十大，匈牙利事件，苏伊士运河事件……人心正自然而然地从这一边倾向那一边，这是毋庸置疑的。怎么可以说老样子呢？”

小小的厨房四壁雪白，紧凑而有序，排列整齐的各色杯儿盘儿连同挂在墙上、天花板上的水珠子都在闪闪发光。玻璃窗上蒙着雾气。烤箱因内部蓄满了热能似乎要蹦起来，鼓起来。摩莉迅速打开窗户，一股热烘烘的烧肉的气味从潮湿的屋顶冒出，飘向后院，与此同时，一团等待已久的阳光敏捷地跃过窗台，盘旋在地板上。

“英格兰，”摩莉说，“英格兰，这个时候回来比平时更糟。在船上时我就觉得没劲。昨天我走进商店，看着那一张张漂亮的、体面的脸，每个人都那么友好，那么体面，那么呆板。”她迅速朝窗外看了一眼，然后便毅然背过身去。

“我们最好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和我们所认识的人们似乎都在抱怨英格兰，我们就生活在这片抱怨声中。”

“我打算尽快再次离开。要不是为了汤姆，我明天就走。昨天我到剧院去排练，所有的男人的表情都很古怪，只有一个人例外，但那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我在这里还有什么事可做呢？我在外面的时候，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男人们把你当做一个真正的女人来看待。我的感觉非常好，从来用不着记住自己的年龄，从来不必去考虑性。我负责一两件愉快的工作，一点也不累，一切都很顺利。但一踩上这片土地，你就得系紧你的裤带，千万别忘了。你留心着吧，这些人就是英国人。只有极少数的人例外。你会变得很怕难为情，为性而害羞。充斥着这么乱糟糟的一班人的国家怎么好得起来呢？”

“你打算安心住上一两个星期吧？”

“我不打算安心。我只是觉得某种逆来顺受的思想在抬头。这所房子，本来应该再粉刷一下了。我只是不想动手干——什么粉刷啦，挂帘子啦。这里的一切为什么这样艰难呢？欧洲(11)就不一样。你晚上睡上几个小时，心情总是很愉快。这里呢，连睡觉时也得动着脑筋……”

“是的，是的，”安娜笑着说，“我相信，许多年以来，每当我们从什么地方回来，我们便有许多共同语言。”

当地铁火车开过时，房子颤动起来。“你得把天花板修一修了。”安娜抬头看着天花板补充说。这幢房子二战快结束时挨过炸弹，曾经空了两年，所有的房间都经过风雨的洗礼。后来房子经过修缮。但当火车开过时，还是能听得见墙壁内的泥沙发出的沙沙声。天花板上还有一条裂缝横贯而过。

“哦，见鬼，”摩莉说，“简直没法住了。但我想我还是会忍受下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那么听天由命，能那么勇敢地承受压力。”眼泪已夺眶而出，她眨眨眼睛把泪水挤了去，转过身去对着烤箱。

“因为这个国家是我们了解的。其他国家我们就不了解了。”

“这话不完全对，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好了，你最好马上再谈点什么新闻吧，我很快就要把午饭端上来了。”这是摩莉表示她的孤独与不满的一种方式：她摊开双手，显得那么悲哀而坚忍，分明在谴责安娜。安娜心里想：如果我现在继续跟她谈论男人如何如何，那我就只好不回家了，我得留下来吃午饭，然后再度过整个下午，摩莉和我会相处得更亲热，更友好，我们间的一切障碍都将消除。但当我们分手时，又会一下子生出怨恨——因为我们女人最终总是忠于男人，而不是自己的同性……安娜真想坐下来不再说话，但她终于没有这样做。她想：有关男人和女人的事，那些恩恩怨怨啊，相互责备啊，背信弃义啊，都一笔勾销吧。这一切其实是自欺欺人。我们选择了某种生活方式，吃到了苦头。过去我们也许不懂这道理，现在懂了，因此，何必再那么怨天尤人呢？……再说，如果我不小心，摩莉和我说不定会堕落成整天坐着说人坏话的老女人：你还记得那个说傻话的男人吗？他的名字记不起来了，但事情肯定发生在一九四七年……

“好了，说给我听听吧。”摩莉装出快活的样子对安娜说，后者已沉默了好一阵子。

“好吧，我想你不打算听听有关同志们的情况吧？”

“在法国和意大利，知识分子天天在谈论联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谈论匈牙利的前途、教训和值得反思的错误。”

“这里也是这样，谢天谢地，人们好像对它已感厌倦了，我还是不去谈它吧。”

“那也好。”

“我想我可以提一提三位同志——哦，只是随便说说，”安娜赶紧补上一句，因为摩莉做了个鬼脸，“是工人阶级的三个儿子，工会的官员。”

“谁？”

“汤姆·温特斯、莱恩·科豪和勃伯·福勒。”

“我认识他们，当然，”摩莉即刻说。什么人她都认识，或者早就认识。“他们怎么啦？”

“就在二十大召开以前，正当我们这个圈子显得动荡不安、阴谋四起，连南斯拉夫也出现危机时，我偶然间结识了他们，用他们通常的话来说是文化上的交往。简单地说吧，那时候，我和我的同党们都在花大量的时间从事党内的论争——我们这班人真太天真了——竭力想说服人们承认发生在俄国的怪事，而不仅仅是否定它。这时我突然收到了他们三人的来信——当然是分别写来的，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别人是否也一样给我写了信。他们的话显得很严肃，大意是说，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任何关于莫斯科有什么肮脏的勾当或革命之父斯大林犯了什么错误的传闻都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散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