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5/22页）

［下面粘贴着几页写得十分潦草的文字，注明的日期是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昨晚上作家团体的会议。我们五个人讨论斯大林有关语言学的理论。文艺批评家莱克斯建议逐句讨论这本小册子。三十年代过来的“无产阶级作家”乔治抽着烟斗，摆出莫测高深的样子说：“我的天，有这个必要吗？就是全谈理论的章节也用不着这样做。”专写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的记者克拉夫说：“是的，我们必须认真地讨论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小说家狄克说：“我们至少应吃透主要的精神。”莱克斯于是带头发了言。他用那种多年来大家所熟悉的恭敬的口吻谈及斯大林。我心里在想：我们这几个人如果在酒吧相聚，或者在街上碰面，每个人都会用不同的口吻来说话，变得既冷漠又痛苦。当莱克斯说他简短的开场白时，我们大家都沉默着。然后，刚刚去过俄国的迪克（他经常到某个共产党国家去旅行）提起他在莫斯科跟一位苏联作家谈及斯大林对某位哲学家异常严厉的批判：“我们必须记住：他们辩论的传统比我们的传统粗俗随便得多了。”他用的是咄咄逼人、完全以好人自居的口吻，我自己有时也这样做，“好了，你当然还得记住，他们的法律传统与我们的也是大不一样的。”我一听见这种口吻，心里就很不自在。几天以前，我听见自己也这样说过，我于是嘀咕起来。我平时并不犯嘀咕。我们每人手上都有一本那样的小册子。我心里很沮丧，因为在我看来，它简直是一派胡言，但我理论上的修养不够（莱克斯在这方面很内行），总担心自己会说出什么蠢话来。我当时的心情还不止这些。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冒失：别人所谈的话一下子全听不进去了。我发现从他们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段话，好像都成了一种外语——他们本应表达的意思与他们实际上所表达的意思之间存在着一条似乎无法逾越的鸿沟。我脑子里一直在考虑那些像《芬尼根守灵》那样破坏了语言规范的小说。满脑子都是语义学。斯大林费心劳神就这个问题发表他的意见，这正是语言不得安宁的一个信号。但是，连那些最著名的小说都在采用这些胡言乱语，我还有什么权利再批评它呢？不过，我依然觉得这本小册子很拙劣。我说：“也许译得很糟糕。”我为自己的声音中含有为作者辩护的意思而感到惊讶。（我知道，如果我跟莱克斯单独在一起，我就不会为作者辩护了。）我即刻明白：我已表达了大家的看法：这本小册子实际上写得很拙劣。许多年以来，我们总是说来自俄国的小册子、文章、小说、公告等等都有可能“译得很糟糕”，但现在我却存心想说：“这本小册子写得很拙劣。”让我大为惊讶的是，这话我并不情愿说出来。（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参加这样的会议前本打算说一说自己的不安与厌恶，但一旦会议开始，又由于此种顾虑而一言不发了。）最后——我说话的口气可爱得有些像个“小女孩”——我说：“你们看，我并不具备对它进行评判的理论修养，但这句话显然很重要：‘既不是上层建筑也不是基础’——这话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要么是一个全新的观念，要么就是一种遁词。要么就是狂言。”（我如释重负，一边说一边抛开了那种存心让人失去警觉的女孩子样，变得严肃起来，不过，情绪依然很激动。）莱克斯脸红了，他不断地翻动着小册子，说：“是的，我必须承认，这句话对我的印象也是……”沉默了一会儿，乔治摆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说：“这种理论性的问题是我最头痛的。”我们大家都变得很不自在起来——只有乔治例外。目前，有许多同志持这种粗暴的态度，心安理得地把自己当做缺乏文化修养的人。乔治就是这种人，他而且还以此为乐。我心里想：他为党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如果他就以这样的态度留在党内，那么，他应该……在没有作出任何结论的情况下，我们就打算放弃讨论了。我们不再去理会那本小册子，而开始谈论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包括共产党在世界各地的政治主张等等。我们谈到了俄国、中国、法国和我们自己的国家。这期间，我一直在想，尽管我们谁都没有说事情从根本上出了差错，但我们所说的话中显然隐含着那个意思。我禁不住总要去思忖这样一个现象——当我们只有两人在一起时，我们所讨论的内容往往跟三人在场时大相径庭。两人在一起就跟非党人士没有两样，总以批评的姿态探讨政治问题。（所谓非党人士，我是指那些不会说行话、在一个旁观者看来不像个共产党员的人。）一旦超过两个人，气氛便完全不一样了。这一点在谈论斯大林时尤为明显。尽管我打心底里觉得他是个狂人和刽子手（当然，我始终忘不了迈克尔说过的那句话：在我们这时代，任何事物要想弄清其真相都是不可能的），但我很愿意人们谈到他时表现出纯朴而友好的敬意。这是因为那种敬意一旦被人弃之一边，某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也会随之而去了。可笑的是，我总相信民主和正义的一天一定会实现。一个梦想就要破灭了——至少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如此。

我们的谈话变得漫无边际起来，我主动起身弄茶，大家都为会议即将结束而高兴。我一边弄茶，一边记起上周收到的一个短篇小说。那是一位住在利兹(3)附近的同志寄来的。我读了开头几行，便觉得它是一个讽喻性的习作。我发现它在有意模仿某一类作品，其技巧倒也十分娴熟。然后我意识到它是严肃的——当时我还搜索起自己的记忆，意欲从根本上消除自身的幻想。我觉得重要的是，它诙谐中不失严肃，你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讽刺性作品来谈。在我看来，它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事物的支离破碎，痛苦的分裂感与我此刻对语言的感受相关，这是语言的贫困与经验的厚重之间的矛盾。我终于把茶弄好了，我说我要给他们读一篇故事。

（此处有几页粘在一起的普通的书写纸，它们是从蓝色的便笺簿上撕下来的，字写得十分工整。）

当泰德同志得知自己已被选入教师代表团即将出访苏联时，感到十分自豪。一开始，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觉得自己不配得到如此的荣誉。但他决不会错过这个造访第一个工人当家做主的国家的机会！伟大的一天终于到了，他和其他同志在飞机场集合。代表团里有三位教师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也都是好样的。泰德觉得这次飞越欧洲大陆的旅行很愉快——他的激动每时每刻都在上升。当他终于在莫斯科某家旅馆的一间价格昂贵的客房里安顿下来时，他简直激动得有些忘乎所以了。代表团到达时已近半夜，这样，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国家的兴奋之情只有等到天明再表达了！泰德同志在客房里一张供他使用的桌子边坐了下来——那桌子大得至少坐得下十个人——并开始写他的日记。因为他下决心要把旅途中珍贵的分分秒秒全记录下来。这时，响起了敲门声。他说：“请进！”原以为进来的是代表团中的某个同志，结果却是两个戴布帽子，穿矿工靴的小伙子。其中一个说：“同志，跟我们出来一下。”他俩都有一张单纯的脸。我并没有问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必须满怀羞愧地承认，我当时因想起从资本主义报刊上读到的那些故事而有点心情紧张——我们谁都不能幸免，都中了它的毒害！）我跟随两位友好的向导乘电梯下了楼。服务台后的女子朝我笑了笑，并跟我的两个朋友打了招呼。一辆黑色的小汽车正在等我们。我们坐了进去，肩并着肩，但没有说话。转眼间已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塔楼前。路程显然很短。我们穿过大门，车子在一扇边门前停了下来。我的两个朋友下了车，为我打开车门。他们笑着说：“跟我们走吧，同志。”我们登上大理石铺就的宽敞的楼梯，它的两侧琳琅满目挂满了艺术品。我们然后进入一条简朴的小走廊。我们在一扇普通的房门前停了下来，那门跟别的门没有什么两样。其中一位向导敲了门。一个沙哑的声音说：“进来。”两位年轻人又朝我笑了笑，还点了点头。他们挽着手臂下楼去了。我壮着胆子走进房间，心里多少有一点预感，知道自己将见到什么人。斯大林同志就坐在一张普普通通，因使用过久而显得有些陈旧的书桌后，身上穿着衬衣，嘴里叼着烟斗！“进来，同志，坐下吧。”他慈祥地说。我看着那张慈祥的脸和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心里不再紧张了，于是坐了下来。“谢谢您，同志。”我坐在他的对面说。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他微笑着审视着我。然后他说：“同志，请原谅我半夜三更打扰您……”“哦，”我赶紧打断他，“全世界都知道您是个工作到深夜的人。”他用他那只工人的大手掠了掠额头。我从那上面看见了疲劳过度的痕迹——他是在为我们操劳啊！他是在为全世界操劳啊！我感到自己既自豪又渺小。“我这么迟打扰您，同志，是因为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我听说你们国家派来了一个教师代表团，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只要我所知道的，什么都行，斯大林同志……”“我老是在想，有关我们的欧洲政策我是否有了正确的了解，尤其是我们对不列颠的政策。”我静静地听着，但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是的，这是一个真正的伟人！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领导人那样，他随时准备听取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党的干部的意见。“同志，如果你能大致说说我们对大不列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将非常感激。我知道，你们的传统跟我们的传统有很大的差别，我意识到，我们在制定政策时没有把这些传统考虑进去。”我这时的心情开始平静了下来。我告诉他：我常常觉得苏联共产党在处置大不列颠的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我觉得这都是由资本主义势力出于对这个蒸蒸日上的共产主义的国家的仇恨而强行采取孤立的政策造成的。斯大林同志倾听着，抽着烟斗，一边还点着头。当我变得有些犹豫不决时，他便再三说：“请继续说下去，同志，别害怕，把心里所想的全说出来吧。”我这样做了。我从分析英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开始，说了将近三个小时。他按了一次铃，另外一位年轻的同志用托盘端上两杯俄国茶，其中一杯就放在我的面前。斯大林啜了一小口，一边听一边点头。我把我认为正确的对英政策扼要地说了一篇。当我说完时，他爽快地说：“谢谢您，同志，我现在才知道我太不了解情况了。”他然后看了看表说：“同志，很抱歉，太阳升起以前我还有许多事要处理。”我站起身。他伸出手。我握了握它。“再见，斯大林同志。”“再见，来自英国的好同志。再次感谢您。”我们交换了一个无言的微笑。我知道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将为这些眼泪自豪一辈子！当我离开时，斯大林又装上烟斗，他的目光已经落在那一大堆等他审阅的公文上。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过去了，我走向门口。那两位年轻的同志正在等我。我们相互心领神会，交换了微笑。我们的眼睛都湿润了。我们驱车悄悄地回到旅馆。一路上我只说了一句话：“那是一位伟人。”他们点了点头。回到旅馆后，他们陪我回到我的房间，默默地握住我的手。然后我继续记我的笔记。此刻确实值得记一记了！我伏案写作一直到太阳升起，心里一边想着半英里以外那位和我一样没有睡觉，为了我们大家的命运而工作着的全世界最伟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