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21/24页）

索尔一直没有动。我觉得身子有些僵硬，便扭了扭肩膀，他惊醒了，很感恐慌并大叫起来：“安娜！”就像我在另一间房内甚至在外国似的。我说：“我在这儿。”他正在勃起。我们便做爱了，做爱时一如梦中做爱那样的热情。但随后他坐起来问：“天哪，几点钟了？”我说：“我想，五点或六点吧。”他说：“天哪，我可不能这样，在昏睡中打发日子。”说着便冲出了房间。

我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因为感到满足，此时充盈在我心头的欢乐比世上的一切痛苦和疯狂都更强烈，或者说我感到如此。但随即这份幸福开始消退，我躺着想，我们如此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指的是女人。）它到底有多大价值？和迈克尔在一起时我曾经拥有过它，但这对他来说一钱不值。如果它很重要，迈克尔就不会离开我了。现在我又和索尔一起分享着，我紧紧抓住它，仿佛它是一杯水，而我又很渴。然而细一思忖，它却又消失了。我不愿细细想它。假如我细想的话，那么，窗台上花盆内的小植物，窗帘的那种黏滑的恐怖，甚至等在芦苇丛中的鳄鱼等等，对我来说也都算不了什么了。

我躺在床上，四周一片黑暗，听着索尔在楼上砰砰嘭嘭地乱摔乱撞东西，感觉我已经被他抛弃了。因为索尔早已忘了那份“幸福”。通过上楼这个举动，他已在他和幸福之间划了一道鸿沟。

但我以为这并不仅仅是拒绝我安娜，这是在拒绝生活本身。我认为，对于女人来说，随处存在着一个可怕的陷阱，但我还不很清楚那是什么。有个音符无疑是女人弹奏的，那就是被抛弃的音符。这个音符写在她们的书里，流露在她们说话的口气中，可以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是庄重的自怜的琴音。它也在我的心里，我就是被人抛弃的安娜，没人爱的安娜，幸福遭人否认的安娜，这个安娜不是问，“为什么你拒绝我”，而是问，“为什么你拒绝生活”。

索尔下楼来了，他站在门口，眯起眼睛，显得机敏而咄咄逼人。他说：“我要出去。”我说：“好的。”他出去了，囚徒似的逃走了。

我仍躺着，身心疲惫竭力不去想他为什么成了逃跑的囚徒。我的感情之闸业已关闭，然而思维却活跃起来，如同电影一样，涌现出许多形象。我在审视那些人物，或者场景，它们一幕幕在我脑中闪过，我能够看出他们是些想像出来的人物，千百万人都曾这样想像，而对如今某种人来说，他们却很普通，是再平凡不过的。我看见一位阿尔及利亚士兵，被缚在床上受尽酷刑，我也就是他，心中想着我还能坚持多久。我看见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关着一位共产党员，而这监狱肯定在莫斯科，而这一回的折磨是理智层面的，这回所坚持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措辞进行的一场战斗。这个场景的结局是这位共产党员囚徒认了罪，但经过多天的争论后，他又天良发现，心中那个有良知的人对他说：“不，我不能那样做。”但这时共产党的监管人员只是笑笑：你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因为你已经供认自己有罪。然后我看见古巴的战士，阿尔及利亚的战士，手中持枪在警戒。然后看见英国强制征召的士兵，奉命赴埃及打仗，白白的充当了炮灰。然后是一位布达佩斯的学生，将一颗土制炸弹，投向一辆黑色的俄国人的巨型坦克。然后是中国某地的一位农民，行进在千百万人的浩浩荡荡的游行的队伍中。

这些画面在我眼前一一闪过。我想到五年前它们的情况各不相同，五年后又将情况各异，然而，现在它们却将某一类人捆绑在一起，而作为个人，他们又互不认识。

当这些人物形象不再涌现时，我又一一审视他们，为他们定名。这时我忽然想起，麦斯隆先生并没有出现。我想到几个小时之前我确实化成了那个疯狂的西姆巴先生，而当时我并未作什么有意识的努力。我对自己说我想化为麦斯隆先生，我要使自己成为这个角色。我以种种可能的方式设置场景。我竭力想像自己，白人占领区里的一个黑人，因自己的身份而受尽羞辱。我竭力想像他，进入教会学校，后又到英国求学。我竭力想创造出他的形象，却彻底失败了。我竭力想像他站在我的房间里，一个谦恭殷勤，语多讽刺的人，但我失败了。我对自己说，我失败了，因为这个人，和任何别的人都不同，具有一种超脱公正的品格。他就是那个做过许多事，扮演过多种角色的人，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于别人的利益都是必要的，即使他对自己的行动能产生什么结果有着颇具讽刺意味的怀疑，也依然乐此不疲。在我看来这种特别的超脱公正的品格，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需要的，具有这种品格的人犹如凤毛麟角，而我距此当然还差得远。

我睡着了。醒来时天色已近黎明。我能见到苍白的死气沉沉的天花板上，映现出街上投来的灯光。天空一片紫红，因月色清凉而略显潮润。因为索尔不在，我孤独一人，整个身体都在悲泣。我再也睡不着了。我沉浸在一种怨恨的情绪中，成了被抛弃的女人。我咬紧牙躺着，拒斥着一切思维，我知道不管我想什么，都会染上那种阴沉的湿漉漉的情绪。随后我听见索尔回来了，他悄悄地鬼鬼祟祟地进来，径直上楼去了。这次我没有上去。我知道这将意味着今天上午他会因此而怨恨我，因为他的负疚感，他的背弃，都需要我主动找上门去，给予经常的安慰。

他很晚才下楼来，差不多已是进午餐的时候，我知道这时的他对我正一肚子怨恨。他开口了，口气很冷淡：“为什么让我睡得这么晚？”我说：“为什么我得告诉你什么时候该起床？”他说：“我得出去吃饭。这是工作午餐。”从他说话的口气我就明白这并不是什么工作午餐，知道他有意说这句话，就是为了让我明白这一点。

我再次觉得很不舒服，便回到自己房间里，开始写我的笔记。他进来了，站在门口看着我。他说：“我想你是在记录我的罪恶？”听起来他是在为此得意。我收拾起三本笔记，把它们放好了。他说：“为什么你记四本笔记？”我说：“很明显，因为有必要把我自己分解开，但从现在起我将只用一本。”我很感兴趣地听自己说起这一点，因为就在此刻之前我还没有想到要这么做。他站在门口，双手抓着门框，双眼眯紧了盯着我，眼中尽是恶意。我看着白色的门，门上那些老式的不必要的装饰线条清晰可见。我想到门上的装饰线条能使人联想到古希腊的神殿，它们正是由古希腊神殿的立柱流传下来的装饰工艺。从古希腊神殿又令人联想到古埃及神殿，紧接着又联想到芦苇丛和鳄鱼。而他，这个美国人，站在那儿，双手紧抓住这些历史，惟恐自己跌倒。他仇恨我这位监狱看守。我对他说，一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我们两人的个性，不管这个词意味着什么，都开朗得足以包容一切政治、文学、艺术等等，但现在我们却疯疯颠颠，只关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即我不愿你出去和别人睡觉，而你只得说谎骗我——你不觉得这太反常吗？”他思考了一会儿，这时的他是他自己，但随后这个他渐而隐没或消失，而那个鬼鬼祟祟、怀有敌意的人说：“你可不是以此来限制我吧？你别枉费心机了。”说完他便上楼去了。几分钟之后当他下来的时候，却高高兴兴地说：“哎呀，再不走我就要迟到了。等会儿见，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