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儿正经没有（第3/4页）

“一点亏都不吃。”刘会元手指点着吴胖子说。

我和刘会元搬桌子摆椅子铺好毯子，把一盒麻将牌哗啦倒在桌上，从里往外拣“混儿”。

吴胖子丁小鲁一边说笑着一边进来，我们看见于观也跟着进来，便冲他点头：“噢。”

“你们打你们打。”于观又拉了张椅子坐在一边，“我给丁小鲁看着牌。”

大家坐定，码好牌，立好规矩，开始玩。

“最近干吗呢？”我打出一张“风头”，问于观，“老没见你。”

“惭愧，不值一提。”于观帮丁小鲁打出一张牌，冲我道：“说出来臊人。”

“人现在写小说了——碰！”丁小鲁忙不迭地碰出三张“白板”。

我和刘会元相视而笑。刘会元说：“咱怎么都混得这么惨啊？”

“怎么，你们几位也开始写小说了？”于观笑着说，“不至于吧？你们几个不是混得不错吗？”

“红中！我这字头没完了。”吴胖子直起腰抽了口烟，对于观说，“不行啦，生意不好做啦，你没听说吗？现在全市的闲散人员都转业进文艺界了，有嗓子的当歌星，腿脚利索的当舞星，会编瞎话的当作家。国家也是没法办，临街房都开铺子了，实在没法安置了，给政策吧。”

“咱这些人也是。”于观点头咂嘴地说，“明知道寒碜可也得干，老吃闲饭心里有愧呀。”

“唉。”我颇有同感地叹口气，“逼良为娼啊。”

“你这话我可不同意。”刘会元打出一张“九筒”，整整牌说，“再脏再累的活儿总得有人干，咱们不干就得有别的倒霉的干，你忍心吗？”

“就是就是。”大家一齐赞同道，“反正咱们也好不了，就让咱们粉身碎骨吧，能少一个青少年下水咱们也算值了。”

“别人瞧不起咱们也就算了。”刘会元激动地对我说，“咱们不怨命，怪咱自个儿，谁让咱小时候没好好念书呢，现在当作家也是活该！但咱不能自个儿瞧不起自个儿，咱虽身为下贱，但得心比天高出污泥而不染居茅厕不知臭历尽劫难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不过我就是难过。”我含着泪，泪眼婆娑地胡打出一张牌，“我从小那么有理想有志气，梦里都想着铁肩担道义长空万里行，长大了却……现实真残酷……”

我泪滴下来：“我爸要活着，知道我当了作家，非打死我。”

“你别这样。”吴胖子也红了眼圈说，“你这不是让我们兔死狐悲嘛。”

“都怨我。”我连忙拭去泪，强颜欢笑地说，“打牌打牌。咱们不说这丧气话，说高兴的，前天我上街捡了一钱包。”

“对不起，我和了。”我刚打出一“三条”，丁小鲁不好意思地慢慢把牌推了。

“你们打算怎么写？”第二圈牌时，于观抽着烟问，“我是说玩什么主义？”

“我们是准备忧国忧民的。”我代表那哥俩儿回答。

“撞车了不是！”于观说，“我们哥儿几个也是准备忧国忧民的。”

“没办法。”我拆了一对“幺鸡”说，“谁让咱跟了共产党这么多年，—夜夫妻还百日恩呢。”

“上了岁数学新派也难。”刘会元也打出一张幺鸡，“跟熟张儿吧。”

“可中国也就咱们这几个孤臣逆子了，虽九死而不悔。”我把牌按倒，“哥儿们上‘听’了啊。”

“忧国忧民难写。”于观说，“哥儿们写了七篇‘正气歌’看着都跟骂人似的。”

“可不。”刘会元盯着牌说，“倒霉事一写一串串的。都知道有病，缺的是药方子，给国家开药那可不是玩的。”

“我说你们都忧国忧民是不是单调了点？”丁小鲁打出一张“二万”，也把牌按倒，“是不是分几个人出来搞点现代派乡下嗑什么的？”

“乡下嗑我倒能唠百十万字。”刘会元也趴了牌说，“一九六八年我插过俩月队，乡下那点龌龊事听过见过也干过。”

“那你改唠乡下嗑得了。”我说，“不就是野合私奔吃不上饭下不来炕让支书操互相操那一套城里人不干的事全糊乡下人脑门子上反正乡下人也不认字。”

“乡下人不认字城里人瞧新鲜。”吴胖子也趴了牌，“故事一律发生在黄河边高土坡饶用笔操了人还得夸你有历史感。”

“都上‘听’了。”我紧张地盯着每个人打出牌，用力拎起一张牌，嘴里喊着：“自摸！”

“自摸！”所有人都喊着，满怀希望地用力摸牌。

“自摸！”刘会元“啪”地把刚摸出的一张“七条”亮在桌上，随后把自己趴着的牌立起推倒，“收钱。”

我一边交钱一边对上家的丁小鲁说：“你手也太紧了，一张牌也吃不着你的。”

“我又吃着谁的了？”丁小鲁笑着说，“下回喂你点香的。”

“谁也不指了。”我码着牌说，“永远自摸。”

“你倒是写不写乡下事？”吴胖子问刘会元，“你要不写我可写了。”

“让给你了，你不就憋着拿你爷爷奶奶开涮。”

“我不同意吴胖子写乡下事。”丁小鲁说，“他那语无伦次的劲儿不如改现代派顺茬儿。”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刘会元对丁小鲁说，“人就好写裤裆底下的事。”

“那就单开一路吧。”于观说，“当性文学专家。”

“行啊。”吴胖子笑呵呵地说，“现代派加性文学——瞧好儿吧。”

“就剩咱俩忧国忧民了。”我冲于观笑着说，“他们都奔高枝儿了。”

“不，我也不忧国忧民了。”于观摇着手笑着说，“我‘垮掉一代’得了，整点反社会文化的，逆风千里。”

“那多不好啊，到时候我们台上戴红花你台下挨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