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转变（第13/24页）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科雷亚夫妇的成功似乎永无止境，只要军队还在，城市还在发展，只要首府的那位大人物还在位——然后，危机来了。我们是从科雷亚夫妇的举动看出来的。他们每天早晨都开车一个半小时去教堂望弥撒。三小时的来回车程，一小时的弥撒，天天如此，而谁知道他们在家里还做过多少祈祷和连祷：这样的行为是任谁也没法儿保密的。加辛托·科雷亚越来越苍白消瘦。后来，我们在受控制的报纸上读到，政府采购方面的违法行为被揭露出来了。一连好几个星期，报纸任由丑闻传播，然后，和加辛托·科雷亚有关系的那位纯葡萄牙血统的大人物在当地行政会议上发表讲话。大人物说，任何与公众利益有关的事务，政府都必须保持警觉，而他将既不畏惧也不偏袒，对采购事务中的违法行为追查到底。罪行将受到惩治；殖民地的每一个人都应坚信这点。

这就是好脾气政府的另一面。我们知道科雷亚夫妇惹下大麻烦了，各大城市的银行账户，各个国家的身份文件，统统救不了他们。在这里，黑暗就是黑暗。

可怜的卡拉说：“我从来不想要这样的生活。修女会告诉你们的。我曾想去做修女。”

这时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我们讨论了好几年——为什么科雷亚夫妇会被那位大人物选中。就是为了现在这种情形，大人物需要某个人被抛进黑暗。按照殖民地的规矩，毁掉一个像他这样的葡萄牙人有违阶层秩序，很不光彩。而把一个第二等级的人扔进黑暗则毫无问题，那些半黑半白的人有教养，受尊敬，努力，深谙金钱之道，出于种种原因愿意随时听候调遣。

科雷亚夫妇在这样的折磨中度过了三四个月。他们时时梦到成为代理人之前的简单生活，不停地责备自己。我们很同情他们，但不幸也让他们变得令人生厌。加辛托仿佛成了个废人，像对付敌人那样专注于他的疾病，几乎全然不顾其他事情。后来，突然之间，危机过去了。加辛托认识的那位在首府的大人物找到了某种方法挫败了挑起整个事件的对手。报纸上不再恶语相加，采购丑闻（其实它只在报纸上存在过）也就销声匿迹了。

但加辛托的焦虑并未随之结束。他明白了权势有多么不可靠。现在他知道自己不会一直有大人物保护，而且有人会出于各种理由重新提起这桩对他不利的案子。他为此备受折磨。在某种意义上，这很奇怪，多年来我们总是听到加辛托说大难将至（有时候甚至是以极大的热情），说会发生什么大事将殖民地生活连同他的世界一扫而光。一个人能如此坦然地接受这样的念头，还喜欢以此吓唬别人，就不应该因为首府有几个人图谋报复而忧心忡忡——反正总会一了百了。但加辛托所谓会将所有人、所有事物统统带走的大变故不过是一个哲学谎言。只要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它很含糊。事实上它是一个道德概念，一种自我赦免，使人生活在殖民地同时又得以置身其外。它很抽象。而令他担心的耻辱却并不抽象。那耻辱是真实的，细节毕现。它也是个人的。那耻辱只会降临到他一个人头上，而这美好世界中的其他人则会安然无恙。

一个星期天，轮到我们招待午餐，我们就去了那家铺着黄蓝瓷砖的海滨餐厅。饭后，科雷亚提议大家去看看他的海滨别墅，也就是他的投资。安娜和我，以及另外许多人都还没去看过，他说自己也有两年没去了。我们离开餐厅，开车上了狭窄的海边柏油路——沙滩上的一条黑色硬壳，然后转入坚实的沙路，穿过翠绿欲滴的沙地灌木和热带杏树，最后重新到达海边。我们看见一间非洲人的窝棚，光滑的茅草屋顶在阳光下闪着赤褐色的光辉。我们停了车。科雷亚喊道：“阿姨！阿姨！”一个身穿非洲衣裙的黑人老太太从笔直的芦苇篱笆后面走出来。科雷亚对我们说：“她儿子有一半葡萄牙血统，负责照看这房子。”他亲切地对那个非洲老太太大声说话，做得有点过头了，也许是故意做给我们看，扮演着他的双重角色：既能和非洲人友好相处，又是体恤下人的老板。老太太看上去很尴尬，不肯配合科雷亚的表演。科雷亚问起塞巴斯提欧。塞巴斯提欧不在家。科雷亚大声说着话，朝海滨别墅走去，我们跟在他后面。

我们看到的是半个废墟。窗子破了；在咸腥的潮湿空气里，每一处的钉子都锈了，锈水流下来弄脏了褪色的油漆和发白的木头。底楼的落地窗被从铰链上卸了下来。本该是起居室的地方，一条高舷渔船一半在室内，一半在室外，支在木架子上，仿佛是泊在干船坞。

那个非洲老太太远远地站在科雷亚身后。科雷亚一言不发，只是看着。他的脸皱起来，露出奇怪的表情。他已经出离愤怒，从眼前的景象中抽身远去。他被痛苦淹没了，显得那么无助。我想：“他疯了。怎么我以前没有看出来。”在修道院长大的卡拉似乎对我刚刚看到的已经习以为常。她走到他身边，就好像我们其他人都不在场似的，对他说话的口吻是我从未听见过的，就像是在对孩子说话。她说：“我们要把这该死的地方烧掉。我这就去找煤油，然后我们回来把这些鬼东西连同那条该死的船统统烧光。”他什么也没说，由着她拉着自己的胳膊，走过阿姨的窝棚，回到车上。

几个星期之后，当我们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似乎精疲力竭，消瘦的双颊干瘪松弛。卡拉说：“我们要去欧洲住一阵子。”

诺伦尼亚太太在轮椅里欠欠身，细声细气地说：“时机不好。”卡拉说：“我们要去看看孩子。”科雷亚夫妇大概一年之前把两个十多岁的孩子送到葡萄牙念寄宿学校。诺伦尼亚太太说：“时机对他们还好。”接着，语调丝毫未变，问道：“那个男孩怎么了？为什么病得这么厉害？”卡拉不安起来。她说：“我不知道他病了。他信里没提。”

诺伦尼亚太太没理会。她说：“有一回我出远门，没选对时机。那时候战争结束没多久。还得过很长时间，我才会坐上这轮椅，也可以说坐上这宝座。我们到南非去，去德班。那地方很美，可就是时机不对。我们到那儿才一个星期，当地就爆发了动乱。放火烧商店，还有打劫。动乱是针对印度人的，可是有一天麻烦却找上了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对那里的街道不熟。我老远看到一位金发长裙的白人太太。她对我招手，我就跑了过去。她一句话不说，带我穿过各种各样的小巷子，来到一栋大房子里，我就在那儿一直待到街上太平下来。我把那天晚上的事情讲给我朋友听。他们说：‘那位太太长什么样？’我就告诉他们了。他们又问：‘那房子什么样？’我又描述了房子的样子。有个人说：‘可是那房子二十年前就被推倒了。你见到的那位太太的确曾经住在那里，可她在房子被推倒之前就死了啊。’”诺伦尼亚太太的故事其实是在吹嘘她自己的法力，讲完之后，她把头一歪，搁在肩膀上，就像一只落在枝头准备睡觉的小鸟。同往常一样，每次她预言或是讲故事，我们最后都说不清楚话题是怎么进展到那里的。大家只得一脸凝重地沉默了好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