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转变（第16/24页）

脱下硬邦邦的衣服，那女孩真的非常瘦小。但她很结实，小时候一定干过许多体力活。安娜不是这样的，她很瘦弱。我抚摸着女孩的乳房，小小的，仅比她身体的其他部位稍稍柔软些。阿尔瓦罗会喜欢这样的乳房；可以想象硬硬的小乳头在廉价的乡下棉布裙里挺立的样子。但这个女孩的乳头却很大很松软：她已经生过孩子了，也许不止一个。我无法对她产生欲望。即使我有欲望，所有那些旧日鬼魂也会缠住我不放：家乡的鬼魂，十一二年前的伦敦的鬼魂，苏活区的丑陋妓女，诺丁山的破房子里地板上的床垫上琼的大屁股，所有的羞耻和无能。我想，这个被我压在军队丢弃的廉价床垫上的可怜女孩不会和我发生任何关系。

迄今为止，那女孩的眼神一直是茫然的。但接下来，当我就快不行的时候，那双眼睛里却流露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神情，其中包含了命令、挑衅和需要。她的身体紧绷起来，强健的手臂和双腿挤压着我。一瞬间——就像盯着瞄准器决定扣动扳机那一瞬间——我想到：“阿尔瓦罗活着就是为了这个。”我复苏了。

事后，我和阿尔瓦罗都无精打采。快到庄园的时候，阿尔瓦罗才重新变回原来生气勃勃、善解人意的样子。大门外半圆形台阶上为我留了一盏汽灯。安娜在她外祖父的雕花大床上酣睡。大约两个钟头前，我曾经想到她，不公平地贬低她。我得先冲个澡，才能在她身边躺下。浴室里的古董器具——葡萄牙制造的热水锅炉、灵巧的喷头、饰有雕花金属撑脚的碎纹洗脸盆——依然让我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它们让我想起每一个曾经在这张雕花大床上酣睡过的人：安娜的外祖父——他抛弃了为自己生儿育女的非洲女人；安娜的母亲——她被自己的丈夫和情人先后抛弃；以及安娜的父亲——他抛弃了所有人。那天晚上，我并不觉得自己严重地或无法挽回地背叛了安娜。说实话，发生的那些事情很空洞，我并没有感受到任何欲望或真正的满足。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的是那一瞬间，那女孩以命令的眼神看着我，我感觉到她瘦小身躯的张力。我想不出来自己究竟为什么会去做这些事。但我潜意识里觉得，一定有什么原因。

正如人驾车走完一段漫长、紧张或危险的路程之后停下来睡觉，头脑中仍会感到道路飞驰，当我在安娜身边躺下时，那一瞬间的画面仍在我眼前闪现。没过一个星期，它将我再次召回城郊那个改装过的仓库，召回那幽蓝的灯光、舞池和小隔间中。这一次，我没有寻找任何应付安娜的借口。

我开始对性、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一种新的看法。仿佛对自我有了新的认识。性冲动是与生俱来的，但性技巧却并非如此，也没有什么培训学校。像我这样的人只能跌跌撞撞地尽力摸索，等待着领悟的契机。我三十三岁了。至今——离开伦敦之后，伦敦的那些不值一提——我所知道的就只有和安娜在一起后获得的那些。我们刚到非洲的时候，非常有激情。或者说，是我非常有激情。也许确是真正的兴奋，有过一些豁然开朗的性爱瞬间。但十年前的那种激情，很大一部分可能并非源于肉欲或真正的渴望，而是源于我孩子般的紧张和恐惧：害怕身处非洲，害怕陷入虚无。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过那种激情。即使是在还充满激情的时期，安娜也带着几分羞怯；当我对她们家族的历史有了更多了解之后，我理解了她的羞怯。所以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很般配的。我们依偎着彼此，感觉很舒适。我们变得很亲密，没有在对方以外寻找满足，事实上也不知道还可能存在别种满足。如果没有阿尔瓦罗，我大概会继续这样的生活，在性爱和肉欲方面，不会比我那穷困潦倒的父亲强多少。

没多久，那栋仓库就关掉了；然后出现了其他地方；再然后，又是另一个地方。混凝土城市很小，商人、公务员以及住在城里的其他人都不愿这类声色场所离他们的住宅和家人太近。因此那些蓝灯泡、那些和墙等高的幽暗镜子不得不从一个临时地点转移到另一个临时地点。建任何永久性场所都是不值得的，既然这行业赖以存在的驻军随时可能调走。

一天晚上，在一群涂脂抹粉、裙衫鲜亮的姑娘中，我看见了木匠朱利奥的女儿，就是我来这儿的第一天早晨遇到的那个女孩，当时她放下扫帚，坐到旧扶手椅上，想跟我来一场彬彬有礼的谈话。之后她还告诉我：她家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当她父亲酩酊大醉或对家里人大打出手的时候，她不得不在小屋里来回踱步，积攒睡意。后来我听说这孩子学了她父亲的样，也开始酗酒，还常常往外跑。我想，就像我有阿尔瓦罗带着，她也有朋友带她来这里。

我立刻决定假装没看见她，而她看起来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因此，当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就像彼此并不相识。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她。而她，当我们事后在庄园里遇到的时候，也一个字不提，甚至连一个暗示心照不宣的手势都没有。她既没有睁大眼睛，也没有抬一抬眉毛或歪一歪嘴角。后来再想起此事，我觉得正是在这一刻，我背叛了安娜，玷污了她，就在她自己的房子里。

科雷亚夫妇走了一年。之后，有消息流传开来，大家陆陆续续听说，加辛托死了。是在伦敦的一家酒店里，睡梦中死去的。阿尔瓦罗乱了阵脚。他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他一直是跟加辛托打交道；他感觉卡拉不喜欢他。

大约一个月之后，卡拉再次出现，拜访她认识的人家，收取同情。她一遍又一遍诉说死亡是何等突然，他们刚从几家大商店购物回来，打开的包装凌乱地堆在床边，而那床竟成了可怜的加辛托的临终之床。她原想将遗体运回殖民地，但她对城里的小墓园“感觉不对”（受诺伦尼亚太太的影响）。因此她将遗体送到葡萄牙去了，送到加辛托的纯葡萄牙血统的祖父入葬的乡村小镇。这一番忙碌让她无暇悲伤。悲伤过后才来，尤其是当她在里斯本见到一些乞丐的时候。她说：“我就想：这些人活着完全没有意义，偏偏还活着。加辛托活着有那么多事要做，却偏偏死了。”这样的不公让她无法承受。她在大街上痛哭起来，让接近她的乞丐有些不安，其中几个甚至请求她的原谅。（后来安娜对我说：“以前我一直以为，加辛托相信，一个人只要足够有钱，就不会死。或者说，只要他自己变得很有钱，他就不会死。但我只当那是个玩笑。我并不认为真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