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的故事（第10/14页）

她急于找到丁丁，对我的恭维没有反映，而是向人打听，“我们要找一个戴着毡帽头的年青人，谁知道？”高田出的这个从帽子找人的点子，还挺灵光。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的，看来丁丁在这里，大名鼎鼎。不光是他的毡帽，而是觉得他不可理解，一个开着车来捡垃圾的人，是不是神经肯定有毛病。然而问到他此刻在哪儿，谁也不可能给个准确的答案。有的说他来过，有的说他走了，有的甚至悄悄说，没准他出事了吧？他也不穷！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来捡什么垃圾呀！

我听丁丁说过，每个垃圾山，都是几个垃圾部落抢来夺去的地盘，会为几块钱的可回收垃圾，打得头破血流。我对杨菲尔玛耳语，是不是有可能被这些人误会了，以为他对大家的生计构成什么威胁，而对他怎么样了？

“不可能－－”她断然反对。“丁丁是谁？他连加里曼丹丛林都去旅游过的，还碰上过游击队呢！”

她从提包里掏出一沓钞票，朝着人群摇晃，马上有许多人扑过来。我埋怨她，“你这是干什么？你也不怕他们把你吃了？”

“我来过的。”

“你？”怪不得她也不打听路，一上车就开到这里。

她对围住的大人小孩说：“看这回谁能把他找来，钱就是他的，我们在下面公路上等着。”看起来，还是钱管用，果然好多人放下手里的扒子，夹子，篓子，口袋，飞也似的向四处跑去。

“走吧，老爷子，咱们回车上去吧，他会出现的。”

一边走，一边问她：“你怎么肯定丁丁在这里？”

“他已经把北京市各个垃圾场都走了一圈，要在这里重点研究了。这一个礼拜，害得我跟着他的脚印走，说真的，我也烦了，我的耐性也快到头了，他要么跟我回去，要么，他就留在这里，从此分手。”

话说到接近最后通谍的程度，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与一位太精明的女人说话，是很劳神的。

她问我：“其实，丁丁只不过算是一个穷光蛋。”

这种说法，不免太夸张了些。“也许在你那个乡村俱乐部里，有个几万块钱，大概是不算钱的。”

她又问我：“丁丁先在日本，打工读书，后来又跑到美国，读书打工，学位是拿到了，但并不等于拥有什么真正的学问。”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博士找不到工作，教授还卖包子，他们倒有学问，但不管用。相反，那些当官的，发财的，并没有多大学问，可大家卖他们的账。”

接着，她提出来一个新的问题考我：“你是作家，你经常描写人物，你帮我评价一下，你的朋友丁丁，称得上是个小白脸吗？”

我看了她一眼，摸不清楚她兜这么大一个圈子，想说明什么？

这时，丁丁的吉普车从山顶摇摇幌幌地出现了，车上车下，车前车后，是一大帮想得到五百元赏金的人群，浩浩荡荡冲下来，这西部片式的镜头，逗得车里的这位小姐忍不住笑。她说：“看见没有，只有他干得出来！”

于是，我也省得回答她的三个问题，事情发展到快要决裂的地步，外人是不好乱插嘴的了。后来，丁丁告诉我，类似的斯芬克斯式的问题：你一文不名，你学问一般，你人不出众，回城的路上也正正经经地对他宣布过的。杨菲尔玛的思路，已经像大人物那样充满绝对的自信，金口玉言，说什么，是什么，别人只有无庸置疑的份了。而且，她在给你提出问题的同时，事实上的标准答案，也给你准备好了。

看样子，丁丁只好这样回答：我其实没有什么，不过是你可以选择的许多合作对象中的一个，但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这也等于说，我丁丁应该感到荣幸，因此，我只有来不及接受的义务，哪有敢于拒绝你杨菲尔玛的权利。

于是，就在离开三家店不远，快到石景山的那个叫作衙门口的地方，在她那辆漂亮的车，和丁丁那辆老爷吉普之间，当着我面问他：“或是你回到你的垃圾堆去？或是你跟我进城马上到徐总那儿去报到？”我以为那个死丁会蹶屁股，调转头，脚跟着地，咚咚咚地拂袖而回的，没想到，他的那句口头禅又来了，“至于那么严重么？”

幸亏杨菲尔玛不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否则，她该不知怎么折腾呢？一直到丁丁这群人马，伴着一路飞扬的垃圾和尘土，从山顶刹不住闸地到了车前，她才慢慢地开了车门走出来。

丁丁在车上站起来，戴着那顶毡帽，说笑不笑，说不笑也笑，他不傻，知道有台好戏等着他唱；而拼命要找到他的杨菲尔玛，倒沉住气了，朝他看着，说恼不恼，说不恼又恼，但她绝不会发作，哪怕马上送你上断头台，也是那副标准面孔。这时候，围过来的群众，都朝她伸出手来，声称是自己找到的，要得到那笔赏金。而丁丁说，别听他们胡扯，根本是我看见你的车，放下手头的事，马上开着吉普过来的。他再三强调，这京西三家店方位的垃圾山，方圆好几公里，是北京市不算第一，也算第二的垃圾堆放场。从山那边翻过来，是有段路程的。

她不理他，走向大家：“我向来说话算话－－”于是，只见她手一扬，那些钞票就飞上了天空，然后，拂拂扬扬地飘落下来。接着，垃圾山下，便是争来抢去的场面。说实在的，疯狂捡钱的人，打成了一团，顶多令人觉得可悲，而洒钱的人，那种钱多得烧包的狂妄，就叫人感到厌恶了。但过后丁丁说我还不够了解杨菲尔玛，“她每一分钱都花在有用的地方，这是她的手法。下次她来这里，如果她高兴，要是想让我吃顿苦头，只消一个眼色，这些人就会蜂涌而上，为她卖命而把我砸扁的。”

就在这些抡钱的群众，把我们两个人在吉普车旁边推来搡去的时候，小姐自己坐进车里，连招呼也不打，一溜烟地开走了。

“咦，这个人，怎么回事？”我怔住了。

丁丁也摘下那毡帽头，摸着脑袋，看着那辆红宝石似闪亮的汽车，疾驰而去。

好一个杨菲尔玛，我不得不承认是个能做大事的女人！如果说她图谋的周到，还不算什么了不起。那么，她下得去手，做得出来，就让人吃惊。而且，她为达到一个目的，不择手段的这份狠绝，就有点叫人心寒了。天啊，敢情她拉我来，是把我当作钓饵，硬逼着丁丁必须送我回去，因为，即使丁丁一百个不乐意，也不能把我撇在离市区三四十公里的垃圾场不管呀！

“走吧！”他扶我上了他的车。

“其实，她这样做，并不是坏意。”我还是希望这两口子把目前的关系维系下去。“也许上了年纪的人，就比较珍惜哪怕是将就的稳定了，即或是勉强的安宁，也要比闹得天翻地覆，彼此伤害以后痛苦的分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