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革命、启蒙与向下超越（第2/3页）
革命问题因此与启蒙问题发生了历史性的关联。革命的外在变迁已经发生，皇权及其秩序倒塌了，但让人们相互隔绝的等级制却如鬼魂一般在游荡。这些无处不在的鬼魂通过精神胜利法而抑制了阿Q对于世界的感知——革命的“产生性的原因”只是在直觉、本能的瞬间生成，却无从转化为一种持久的政治能量——一种创造“道德秩序”并使其持续深化的能量。启蒙有很多不同的含义，但经典的说法就是在思想和行动中能够独立地和自主地运用自己的倾向和能力。在关于“什么是启蒙”的讨论中，人们最常引用的是康德的界定：“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Sapereaude！（敢于知道！）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9]不成熟是依赖他人引导的状态，启蒙则是对这种他人引导的状况的克服。但康德的这个经典界定在很多方面缺乏清晰的界定：如果人不成熟，常常依赖于他人引导，那么，应该依靠何种力量让他进入成熟的状态？是像卢梭说的那样，我们必须摆脱现在的被引导状态而回到那个“原始的成熟”，还是像许多启蒙思想家教导的那样，通过教育或教化，将人变成一个能够根据各种可以计算的后果对自己的行动进行规划的“理性人”？
《阿Q正传》对于“精神胜利法”的批判也需要在这个脉络中加以解释：精神胜利法构成了阿Q的自我，但这个自我不是内生的，而是历史与现实秩序的规训成果。“精神胜利法”因此是一个内在化的、甚至是自动的依赖他人引导的状态。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现实秩序自我合法化的机制。政治秩序的变更不能自发地改变这一普遍的依赖引导的状态，而缺乏后一个方面的变革，政治变迁又不可能真正完成。对于鲁迅而言，人的精神的改变是无法从外面强加的，它只能通过某些契机，开出反省的道路，而文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发掘这些契机。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说：“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历来的批评家，是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10]
要想“不一下子就推诿掉”，并“开出反省的路”，这个契机在哪里呢？这个契机就存在于精神胜利法失效的片刻，正是在这些片刻，“循环”变成了“重复”——行为的意义不再只是在与过去的关系中加以界定，它是对新的情境和问题的回应。鲁迅探索的，就是使其永久失效的可能性，也就是通过对“重复”的不可重复性的揭示打破“循环”的幻觉——“重复”的不可重复性就是现实关系的敞开。这个可能性不是外部赋予和强加的，毋宁是内在于阿Q的生命的。在“精神胜利法”失效的那些瞬间，阿Q失去了“自我”，无从建立他与周遭世界的循环联系，从而失去了一切安全感——他无所适从，心怀恐惧，只能凭借本能作出反应。《阿Q正传》中描述的瞬间是“非历史的”，它们属于本能、直觉的领域——本能、直觉没有对世界做出有序的区分，它的一切反应都在这个世界的总体之中。套用弗洛依德的话说，“最初自我包括一切，后来它从自身中分离出一个外部世界。因而，文明现在的自我感觉只不过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实际上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感觉的缩小的残存物，这种感觉相当于自我与周围世界更为密切的关系。”[11]因此，恰恰是在这个无所适从的瞬间，阿Q与世界的真实关系裸露出来了。生命主义的政治就是将人置于这一真实的关系之中，寻求对于这一关系的根本改变。
阿Q的历史是秩序的历史，只有那些偶然的“非历史的”瞬间才是他自己的历史。“非历史”的瞬间是“循环”的终止，它的重复出现提示着历史的变迁。这些瞬间能够全面地——但不是自觉地——展示世界自身；也正由于它们是“非历史的”，一旦它们展现为历史，就会将自己展现为“开端”——不是过去的延续，而是过去的彻底的中断。革命的政治因此必须在“无”中诞生，就像阿Q的革命也必须在“无”中诞生一样。只有当阿Q脱离其“历史”的时刻，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政治的人;而对阿Q来说，“脱离历史”意味着“意识的中断”或者说“本能的恢复”。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的人”并非来自“历史”或“意识”，而是来自“非历史”，或者说与“历史（意识）”的决裂。与辛亥革命一样，阿Q的革命也是两个革命：一个是历史内部的革命，在这个革命中，阿Q遵循着旧的行动方式，通过对革命的想象，恢复了一切旧时的秩序；他最终死于作为这个旧秩序的复辟的革命。另一个是隐而未发的革命，它至多只是存在于稍纵即逝的、模糊的本能和直觉之中。就如同那个被旧秩序的复辟而压抑了革命一样，它是“非历史的”。阿Q的可见的革命动机存在于“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的革命冲动之中，但他的更深的潜力其实存在于他对周遭世界的全然的忘却。这一点在他神往“革命”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他的“神往”是由外部动因和内部动因同时促成的。让我们回顾这个瞬间：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
在这一刻，阿Q“直觉的知道这与他的‘求食’之道很辽远的。”他不再是要求一个馒头、一杯酒，而是另一种与一切既定的求食之道不同的求食之道。这里的新颖之处在于：阿Q正是凭借“直觉”开始向往一种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一种外在于圣经贤传、外在于历史、外在于秩序、外在于自我因而也外在于他与周遭世界的关系的东西。这不正是摆脱他人引导的可能性所在吗？这个东西可以被界定为“无”，因为它无法通过现存的事物和秩序来呈现自身。只有将这个被直觉所触碰的“无”发掘出来，阿Q才能摆脱依赖他人的引导而行动的惯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