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余 闻（第12/27页）
“是的，不在了。”
孙耀庭说，我母亲去世时，留给我一堆遗物，被装在一个大纸箱里，搁在她南京的家中，已经很久了，“过几天我让小于给你送过去。”
我问他母亲死后葬在哪里，能不能带我去她的坟前看看。孙耀庭想了想，叹道：“没有坟。你母亲去世后留下遗嘱，让人把她的骨灰撒入扬子江中。至于他们撒没撒，我就不清楚了。”
我记得，那会儿天已经差不多黑了，可孙耀庭并没有开灯。他大概觉得，谈论这种事，待在黑暗中，我们彼此都会更自在一些。头顶上方吊着的一个摇摇欲坠的电风扇，晃晃悠悠地转动着，发出“吱吱”的刮捎声。热风吹在我脸上。屋子外面起了一层薄雾。
“我听说，你在乡下有一个老婆？”孙耀庭点了一支烟，问我道，“去年，部队的人回来说，你是单身啊，哪里来的老婆？”
“那时还没有，后来就有了。”
“人死如灯灭。你妈妈的事，我们就先不说了。”孙厂长像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提高嗓门对我道，“这样吧，我给你放一个礼拜的假，你回一趟老家，休息两天，把老婆接来。你妈不在了，你的事我来管。老婆的事也管。她什么时候来厂，我什么时候给她安排工作。一直想请你吃个饭，总抽不出时间，忙啊！你看这样好不好，等你把爱人接过来，我就在南京为你们接风。”
宣传科的小于将母亲的遗物送到家中时，我正在图书馆上班。箱子是雪兰接的。她事后曾告诉我，是有这么个箱子。里边“除了账本似的黑本子之外，没什么稀奇东西”。她记不得将它塞在哪儿了。当然，房子就这么大，如果我真的想找，一定能找得到。为了不让雪兰对我们未来的生活感到完全绝望，从一开始，我就决定向她隐瞒母亲已离世的真相。直到她在隔壁的钢铁厂找到新的工作并时常夜不归宿，我才重新想起了母亲留给我的那箱遗物。我在墙边堆放蜂窝煤的一堆杂物中找到了那个箱子。
伤痛依旧新鲜锐利。
除了十四本清一色的硬面抄之外，母亲留给我的遗物，还包括一只墨绿色的绒面眼镜盒，一柄放大镜，一枚刻有“章珠之印”的塑料图章，一双穿坏了的鞋子，还有一个用泥土烧制而成的哨子。哨子的形状是一头小猪，从上面“皮村李”的字样来判断，这枚哨子是从皮村的集市上买的，至于她为何将这枚哨子带在身边，我不得而知。
我应当坦率地承认，尽管多年来我对母亲的离开一直抱有怨恨，但我在阅读她写给我的这些信件时，眼泪从未断过。有时我端着一盆饭，一边吃，一边看信，看着看着，天就亮了。母亲所写的每一个字都在燃烧。正是那些正在燃烧的字迹，照亮了她那张缥缈不真的脸。她那忧郁、痛苦的形象，终于穿过时间的铁幕，具体而真切地呈现在我面前。我知道哪里是她的脸，哪里是她的身，哪里是她的手，哪里是她的呼吸，哪里是她默默看着我的慈祥而哀矜的目光。
那是一个初冬的午夜，我读完了母亲的全部信件，拉开门，悄悄地走到了院子里。东方未晞，残月在天。满地的梧桐树叶上覆盖着雪白的寒霜。瞻望四方，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已是孤身一人。
我朝东边看
我朝西边看
我朝南边看
我朝北边看
不管朝那个方向眺望，我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亲人。
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
我沿着厂区的那条铁轨往西走，抱着一种“看看到底能够走到哪里去”的麻木，终于在天亮之前来到了江边的货运码头。我找了个静僻的地方坐了下来，呆呆地看着滚滚东流的扬子江，看着晨风中吐着白絮的芦苇，看着初升的太阳将江水染成一片波光粼粼的金红。
如果他们真的把母亲的骨灰撒到了扬子江中，它一定会顺流东下。它一定会绕过西塞山的古炮台，飘过燕子矶，流经焦山的古塔，穿过甘露寺和瓜洲古渡外的汀洲，一路来到我的家乡。随着江水在圌山一带分流，母亲的骨灰将经由数不清的河湖港汊，最终抵达她的出生之地兴隆镇，停在她家茅屋西侧的河道中。
在最后一封长信中，母亲仍把她儿时的故乡视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她详细地记录下了多年前的一个午后。母亲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天，我外公带着她们姐妹四人去河里采菱角。外公为了逗她们笑，故意把小船踩得左右摇晃。小船在剧烈地晃动，天空中的云朵和水面中的倒影也跟着晃动。外公摇啊摇啊，她们笑啊笑啊。没人知道几年后她们姐妹四人就将天各一方。
惟有小姨妈留下来的那双被穿坏了的绣花鞋，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母亲悲剧性的一生。
二〇〇一年的秋天，我抽空专门去了一趟母亲的老家兴隆。茅屋早就不见了，曾经长满菱角的河道也被填平。上面盖了一座电镀厂。污水四溢，蒿草遍地。
一个小孩在厂门口拉屎。
在邗桥的二十多年里，我与孙耀庭见面的机会其实并不多。他把家眷安顿在南京市区，待在厂子里的时间本来就很少。我刚进厂那阵子，孙耀庭不管到哪里，都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来，自行车就换成了 “波罗乃兹”，再后来，“波罗乃兹”换成了桑塔纳。等到他终于坐上了奥迪之后，连开关车门都由司机代劳。
一九九六年，邗桥镇四周的山峦被附近几家砖瓦厂夷为平地之后，因烧砖的原料难以为继，我们厂开始了第一次转型，成了一家生产钢门钢窗的股份制企业。孙耀庭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我工厂改制的消息。那天，他穿着一件崭新的皮夹克，带着小于，来图书馆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南京的公司总部做秘书。那时，沈祖英已在一年前退休，我一时找不到个人商量，就对孙耀庭说，能否容我考虑两天。说实话，我还真的有些舍不得离开图书馆这个安静的地方。
差不多三个月后的一天，图书馆突然来了几个穿西装的中年人。他们把楼上楼下转了个遍，一边东张西望，一边煞有介事地点头，什么话都没说就走了。再后来，我就接到了厂部“图书馆全部腾空，改作他用”的通知。当几个身穿工装服的人来到图书馆，将楼上那两万册图书成捆打包，运往纸浆厂回炉的时候，我才听说，原来，这座用旧城砖盖起来的建筑，被新上任的董事长看中了，他要把一家老小都安顿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