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7/12页)

那时候,梁五方每次上访的结果都是被遣送回来。可他还是不服,犟着一脖子的青筋,又跳又嚷的,说:我不服。死也不服。后来绳子越捆越紧,一次一次五花大绑地让人捆着给押送回来,他就老实些了。每当他让人押着从小桥上走过时,连村里人都习以为常了。村里人伸手一指,说:看,五方回来了。快叫老蔡。

负责遣送他的民警,每次都把他押送到大队部,尔后说:蹲下。五方翻翻眼,也只好老老实实地蹲下,等着老姑父签收。次数一多,负责押送他的民警就对老姑父说:蔡支书,这人你得严加管制,别让他到处乱跑了!北京是首都,能是这号人说去就去的地方么?……说着,又扭过头,瞪五方一眼,说:老实点!

老姑父说:是。那是。放心吧,我们一定严加管教。尔后,他也扭过头,对五方说:可不能再跑了。

等交接完毕,民警走了的时候,老姑父也好言好语地劝过他。老姑父说:五方,你这样可不行啊。你没看现在啥时候,你跑跑就解决问题了?这是政策。你懂政策么?……

老姑父说话时,五方就老老实实地蹲在哪儿,一声不吭。等老姑父说完了,他可怜巴巴地说:老蔡(村里人,就梁五方喊他老蔡),能给口水么?红薯也行。

老姑父看他一眼,说:饿了?

五方说:饿了。

老姑父说:几天没吃饭了?

五方说:三天。

老姑父叹口气,上前给他松了绑,说:你等着。

可是,花花眼的功夫,梁五方又不见了。

一年又一年,梁五方的气焰是在上访的途中一点点磨损的。没人见过梁五方餐风饮露的日子。也没人知道梁五方是如何一站一站地扒火车到北京去的。人们只见他一次次五花大绑地被押送回来……有时候,他穿着一件花衬衫(?);有时候,他光着脊梁,头发长的吓人,身上勒出一道道血印;有时候,他赤着脚,冬天里还穿着一条单裤,冻得抖抖嗦嗦的,人瘦得象狗一样。可人押回来不久,他就又跑了。

曾有人看见他站在城关的一个陡坡处,手里掂着一根绳,给拉煤的架子车往上拉坡儿,拉一个坡度给一毛钱;还有人看见他站在游街的队伍里,被警察押着,脖里挂着一把锯和一个“投机倒把犯”的牌子;九爷的儿媳妇从城里回村串亲戚,也对人说,她碰见梁五方了。她去派出所给孩子办户口,见梁五方在铁西街派出所一个柱上铐着,趿着一双烂鞋,两脚都是冻疮……说得一村人眼漌漌的。

还有人说,梁五方被送去“劳教”了……

有一年,在一个下雪的日子里,他那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竟然跑到我上高中的学校里,伸出手来,说:丢儿,借我五分钱。他知道我是个孤儿,手里没有多少钱,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向我伸手的。当时,我怔了一下,说:五分钱你能干啥?他说:我买两张纸。会还你的。我说:还申诉呢?他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

那时候,他戴着一顶破草帽,背着铺盖卷,那伸手的动作分明就是一个乞丐。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眼里已没了当初的暴烈和激动,只有星星点点的火苗儿亮着,我甚至在他眼睛里发现了一丝游移。那游移藏在痛苦的火苗后边,被一层风霜和污垢遮盖着,嘴里念念叨叨的,一脸的茫然。可他还是要申诉的。他是个一条道跑到黑的人。他已申诉了这么多年,他必须申诉下去。不然,他还怎么活?

还有一年,临近国庆的时候,在大队部里,我听见公社书记老曹在电话里破口大骂:老蔡,是老蔡么?蔡国寅,你王八蛋,支书还想不想干了?老姑父说:怎么了大书记,你不能骂人哪?我……老曹在电话里说:快国庆节了,你狗日的不知道?你那个梁五方又日白出去了!赶紧给我弄回来!老姑父说:人在哪儿呢?老曹说:县收容所。赶紧派人,给我捆回来。我告诉你,看紧了,可别让他到北京去了。

这一年的九月二十八日,是老姑父带着两个民兵亲自把他从遣送站里接回来的。回来后,就把他关大队部里,由民兵分三班看守……梁五方这次回来,口音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民兵们逗他说:五,又去哪儿日白了?他竟操着普通话说:北京。

尔后,不等人们问他,他就说:你们这些毛孩子,见过啥?我告诉你,知道中南海门朝哪儿么?上过天坛么?去过故宫么?游过什刹海么?知道人民大会堂有几根柱子?天安门有多高?吃过北京的冰棒、喝过北京的酸奶么?

一群民兵围着他,说:说说。说说。

五方说:有烟么?给点根烟。

于是,民兵们赶忙给他敬烟。他看了,说:八分的?不吸。

这时,老姑父走过来,喝道:五方,县里都挂上号了,还不老实?

五方说:老实,我老实。当支书的,给弄支“彩蝶”。

在时光中,一个称呼,就是一个人生命状态。

当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发生变化时,对他的称呼也随之而发生变化。

梁五方在建“龙麒麟”的时候,曾经有过很好的口碑。可后来人们对他的称呼变了。他在全乡、全县似乎都有了些名声,是坏名声。当人们说到他的时候,已不再提他的名字了,只说那个“流窜犯”或颍桥的那个“流窜犯”,又进京了。

在一级级的政府大院里,人们一提到他就摇头……那时候,梁五方这个名字,只出现在一级级政府的公文里。这时候的梁五方,成了一个“上诉人”。仅一个“上诉人”梁五方,就给邮局增添了多少麻烦啊!

听老姑父讲,一年又一年,他的申诉材料从不同的邮局、用不同的纸张寄到北京去,尔后又经一级级政府签收盖章后批转回来。有的批着:调查处理。有的批的是:严加管制。有的写两个字:查办。有的是写一“?”,再划一圆圈。有的仅仅是加盖一公章,不作任何解释。尔后贴上邮票又重新寄回来……这些材料经过千里之行,经过一个个办公桌,一个个邮递员的手,最后都一一经公社签收,在公社秘书的办公室里靠墙堆放着。老姑父去公社开会时,公社许秘书曾指着他身后的那面墙说:老蔡,你看看,一面墙,都是那个“流窜犯”的材料。老姑父还在厕所里见过几页,那也许是许秘书一时找不到手纸,匆忙间撕了两页,擦屁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