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 凯哥 第五章 我看到了新世界（第2/4页）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莱特插嘴说，“有一次要过一道寒冷的溪水，他们认为我是负伤的人，就扶着我在石头上走，而自己却走在水里。我也感到奇怪。当时我曾经想过：他们都是不相信上帝的人，为什么相信上帝的人做不到或根本不愿做的事，他们却做到了？当时我是无法解答这种疑问的。”

周仆含着烟斗笑了。他正要插话，黑人霍尔闪着明亮的眼睛，说：“对志愿军来说，这都是一些平常的事。而我所经历的一个场面，却是令人惊心动魄的。”

接着，霍尔说了这件事的简单经过：那是他所在的黑人连在危险情况下决定投降时发生的。当时，他们举起了白旗，志愿军就向前移动，准备接受武器。不料这时，一个美国兵由于过度的恐惧竟开了一枪，把一个志愿军打死了。所有的黑人都立刻意识到，有全体被毁灭的危险。但是，出人意外，其他的志愿军战士不仅没有开枪，反而想法稳定他们的情绪，上去同他们握手，向他们解释政策。顺利地完成了受降。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竞因为中国人高度的冷静和理智，严明的纪律而挽救了。当时感动得整个黑人连的弟兄有的发狂叫喊，有的哭泣，有的跪下来拼命祈祷……

霍尔说到这里，感情深沉地说：“我当时就是哭泣的一个。也就是从这时起，我第一次认识了中国人民。以后经过种种事情，使我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中国人民是了不起的人民，伟大的人民！难怪你们的革命取得胜利，因为，在我看来，你们的确是不寻常的！”

周仆从嘴里取下他那小拳头般的烟斗，和蔼地说：

“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国人民和军队的赞美。但是，应该说，所有国家的劳动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他们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当然，我们也看到，由于一定的历史的原因，每个民族也不可避免地有她的长处和短处。而且，据我看，每个民族几乎无例外地都需要清除私有制度以及它在观念上遗留下来的垃圾。”

“当然，这是公正的说法。”霍尔同意说。

周仆忽然想起同琼斯的第一次谈话，微笑地望着他说：

“我仿佛记得你说过，你对共产主义从来没有兴趣，而且今后也不准备对它发生兴趣。你是这样说的吗，琼斯？”

“是的，我的确这样说过，军官先生。”琼斯笑着说，“当时，我的确认为，在反战这一点上我同你们可以有共同的语言，但是对我们的国家制度，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作为一个美国人的特质，我是从来也不打算改变的。坦率地说，我当时十分害怕你们的‘洗脑’；在我看，如果经过你们的洗脑‘,我琼斯也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那是相当可怕的事。……”

说到这里，他自己咯咯地笑了一阵，又接着说：

“因此，在俘虏营里，什么上大课呀，讨论会呀，我显然没有多大兴趣，并且觉得枯燥、乏味。但是，他们并不强迫我接受他们的观点，而且使我特别满意的，是让我参加了四部合唱歌咏队。应该说，我的男低音有相当的水平，因为我在学校里就有这方面的天才。我们的这个合唱队，经常去给伤病俘虏演唱，俘虏管理处的志愿军热烈地款待我们，有一次我足足吃了一只整鸡……”

“俘虏营为我们组织的盛大的秋季运动会，也使我毕生难忘那个运动会，整整持续了12天。有各种球类比赛，田径赛，团体操，技巧运动，还有拳击、摔跤等等。16个国家的战俘全参加了。那简直是一个奥林匹克'!在这次运动会上，我不仅参加了足球比赛，而且还是一个项目的组织者和负责人。运动会结束那天，中国人还给我们发了异常精致的奖品。那些没有当上选手的家伙，对我羡慕极了，竟把我的运动衣借去穿上过瘾。可以说，我们已经忘记自己是一个俘虏了。在发奖回来的路上，我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东方红》和《金日成将军之歌》……”

琼斯兴奋得脸上发出红光，像是又回到当时的情景。他点了一支烟，又继续说：“但是，更加触动我的是圣诞节晚会'.当我们正为圣诞节的来临心情苦闷的时候，一踏进会场，看到了苍翠的圣诞树，银色的钟，耀眼的红烛，以及从中国运来的香烟、糖果等等，真好像回到家里一样。中国人对我们说：他们是不相信宗教的，但是为了照顾我们的习惯，举行了这次晚会。当时我们真为这种意料之外的宽大的照顾感动极了。特别是我，它使我立刻想起我在德国俘虏营所受的苦难。德国人是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的，他们不但不给我们过圣诞节，还百般虐待我们；中国人不信宗教，却为我们筹备了这么隆重的圣诞节。真没想到，你们的俘虏营就像座学校一样。这使我深深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也是从这时候起，我觉得我应该适当地学一点你们的理论。”

“你学了此什么理论呢？”周仆微笑着问。

“当然，开始我根本学不进去。”琼斯说，“旧东西的积垢太深了，就像用了几十年的水管子，完全被一层一层的水锈堵塞住了。例如你们所说的剥削',我就觉得不可理解。我们的报纸常说，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机会是均等的，只要努力，每个人都有发财致富的机会。我自己也同样希望有一天成为百万富翁。至于你们所说的一个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为了个人',那更是我不可理解的。一个人生下来，为什么要为别人而存在呢，这真是天大的荒唐！……后来，还是由于事实的教育对我有了启发。那是一个暴风雨的深夜。我忽然肚子疼得要命，在铺上滚来滚去。我就叫醒同屋的两个伙伴说：请你们赶快帮帮我的忙，把我背到医务所去，如果迟了的话，我也许会送命的！’其中一个说：琼斯，对你突如其来的遭遇，我充满同情。但是，你想必知道，距离医务所将近一公里远，还要过一座小山。而且你知道，我的身体也非常不好，如果我因为送你而得了病，后果也是很不幸的。‘我看不行，就又哀求另一个伙伴。另一个说：琼斯，我认为送你到医务所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知道你给我几块美金的代价？’我说我实在没有钱了，他就又说，那没有关系，看看你是否还有其他可作为抵押的东西？‘说着，他就盯着我那块老弗兰克的手表。我这时已经疼得说不出话。幸亏查夜的志愿军战士来了，他毫不犹像地就脱下雨衣披在我的身上，把我背到了医务所。……从这件事，我就想：为什么我的两个伙伴竟因为我手头没有美金而不肯救助我？而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国人却甘愿冒那样的风雨？于是，我开始思索当前世界上的两种制度，你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