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第4/4页）

当时很多人都是随身携带红宝书，听到他这么喊叫，立刻从口袋里取出红宝书，在他的带领下，站在大街上认真朗读起了《毛主席语录》。读完了二十三页，还要在他的指挥下读四十八页、五十六页、七十九页……直到他虔诚地读上红宝书，庄重地宣布：「今天的学习到此为止，希望大家回家后继续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街上的行人们如释重负地大声回答：「是。」

当时有些人没有带上红宝书，表情十分尴尬，他不会因此批判他们，而是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明天别忘了带上红宝书。」

自从我们的小镇上出现了这个红宝书警察后，人人上街都会带上红宝书了。只要是哨声一响，毛泽东语录的朗朗读书声就会在街道上响起。

我们这些孩子不再歧视他了，我们错误地以为他是小镇上最大的造反派头头，因为只要他的哨声响起，所有走在街道上的造反派和群众都会听命于他。我们当时不知道他这是狐假虎威，在那个时代里，任何一个人只要拿出红宝书，所有的人都会老老实实跟随着学习起来。

我们开始喜欢他了。其他的造反派对我们都是不屑一顾，只有这个光棍造反派和我们这些孩子打成一片。只要他出现在街道上，我们就会前呼后拥地追随他，而且我们也学着他的模样，个个都将外衣扎进裤子里，美中不足的是我们的裤腰带上没有公章。好在他十分慷慨，让我们的手去摸他挂在裤腰带上的「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宣传队」的公章，无论摸上多长时间，他都是微笑地对待我们。不过，当我们得寸进尺，问他这枚了不起的公章是否也可以在我们的裤腰带上挂上一会儿？他立刻严词拒绝，并且警告我们：「你们这是夺权行为。」

这个光棍造反派在我们小镇上人缘极好。当时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人们闹革命不上班了，有些人想趁此机会去外地探亲访友，只要持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介绍信，坐车可以不付钱，住旅馆也可以不付钱。这些人就去找他，请他出具介绍信。他来者不拒，十分热情。此后他身上多了一件革命道具，天天肩挎一只褪色的军用书包，书包里面放着厚厚一叠油印介绍信。

介绍信的最上端印着「最高指示」四个字，下面印着毛泽东语录：「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再下面才是介绍信的正规格式。

每当有人请他开具介绍信时，他都显得很高兴，席地而坐，从书包里取出空白介绍信，搁在大腿上，一边询问要去哪里？一边在介绍信上认真写着。他每次都是开出两张介绍信，一张是免费坐车的，一张是免费住旅馆的。然后从口袋里摸出红色印泥，再解开裤腰带，取下「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宣传队」的公章，沾上红色印泥后，小心翼翼地盖上去。

后来因为一个疏忽，他的精彩人生戛然而止。有一天他在上厕所的时候，可能是太急了，匆匆忙忙脱下裤子时，「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宣传队」的公章从裤腰带上滑落，掉进了下面的粪池。刚好有个红卫兵也在上厕所，立刻说他是反革命分子，他的公章在我们小镇上闻名遐迩，谁都知道那枚公章上刻有「毛泽东思想」五个字，那个红卫兵训斥他：「你竟然把『毛泽东思想』掉进厕所了……」

转瞬之间，人生的高潮骤然退去。那个红卫兵也就是在当时训斥一下，后来没再提起这事。但是他开始了漫长的自我折磨，他的外衣不再扎在裤子里了，肩上装有介绍信的书包也不见了，倒是哨子仍然挂在胸前。他有气无力地吹了几声哨子，当街上的行人恭敬地捧起红宝书，准备在他的带领下朗诵毛泽东的语录时，他却痛哭流涕地扇起了自己的耳光，说自己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他仇恨满腔地控诉起了自己的罪行：「我罪该万死啊！我把『毛泽东思想』掉进厕所了……」街上手捧红宝书的行人一脸的莫名其妙，半晌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自然要十分严肃地批判一下他的错误行为。这是当时的风尚，就是凡事都要首先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不过谁也没有认真把他当成反革命分子，大家心里都觉得他是个老实人，所以没有人去批斗他。

可是他经常在大街上吹几声哨子，然后自己批斗自己，让街上的行人有些厌烦了，有一个人实在忍不住了，当众骂他：「你一个反革命分子，有什么资格动不动就对着我们吹哨子？」

他当时吓得脸色惨白，弯腰低头，唯唯诺诺地说：「不敢了，以后不敢吹了。」

他以后出现时，胸前没再挂着哨子。他换了一副行头，给自己头戴一顶纸糊的高帽子，手里拿着一把扫帚，战战兢兢地整天清扫起了我们小镇的街道。

随着文革结束和岁月的流逝，他回归于原先的自己，在默默无闻的人生里悄无声息地呼吸着，即便是上街，也没有人会去注意他正在走来。然后，他被我们的小镇彻底遗忘。几年前我回到家乡，向几个儿时的伙伴提起此人时，竟然没有一个人记得他。我说起了这段童年记忆中深刻的往事，我的儿时伙伴们的表情像是第一次听说他的故事。当我反复强调他当初如何威风八面地吹响哨子，率领众人朗读毛泽东语录的情景。有一个儿时伙伴终于回想起来了，表示替我打听一下这个人的下落。两天以后他来告诉我，说这个文革期间裤腰带上挂着公章，胸前挂着哨子的人，十来年前就去世了。我的这位儿时伙伴说话时嘿嘿笑个不停，他神秘地说，这个人如今正在阴间吹着哨子，率领鬼魂们大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

看到我脸上的疑惑，儿时的伙伴告诉我，这个人一直十分珍惜地保存着那个杂哨子，临死前的遗言是要将哨子放进他的骨灰盒里。中国一直以来流传着「视死如视生」的观念，死者生前的生活用品以及可以代表其社会地位的对象放入棺材或者后来的骨灰盒，作为随葬品，供死者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使用。

我理解那个哨子对这个人来说意味着人生全部的价值。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的人生里也就没有了哨子，没有了波澜起伏。虽然他人生的涨跌远远不能和王洪文相比较，可是他同样经历了高峰和低谷。如果他在弥留之际回想起文革时期吹着哨子带领大家朗诵毛泽东语录的辉煌情景，我想，他应该感到人生不虚此行。

综观共产党中国六十一年的历史，我感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给予中国的草根阶层两次巨大的机会。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一次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改革开放则是一次经济权力的重新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