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呵路，飘满了红罂粟（第2/4页）

这首诗被很多人认为是北岛早期最好的作品之一。北岛在不同的场合对自己早期的作品表示过不满。不断地自我否定，是成功者的前提，也是成功者的悖论。但我相信，即便他否定了自己早期的全部作品，也不会否定那作品中青春的激情和友谊的纯度，即便已经找不回全部，但是，毕竟—“我们没有失去记忆”。

有趣的是，北岛的诗是写给陆焕兴的，但陆焕兴没走，走的是灵灵。再后来北岛也走了，陆焕兴还是没有走，因为灵灵在走了三年之后与焕兴离婚了，他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了。在“飘满了红罂粟”的路上，他们各自寻找着“生命的湖”。“走吧……走吧……”北岛一唱三叹，究竟为谁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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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今天》第二期加入进来的。一开始就听说陆焕兴这个人，知道他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而且第一期杂志就诞生在他的家里。因为焕兴的家人不接受灵灵，他们在京城东北方向租了间房子。后来焕兴告诉我，他家的位置就在亮马河边，八十年代后期那里盖起了华都饭店，成为京城寸土寸金的地段。因为是农民房，四周比较空旷，大家觉得那里安全，印刷地点就选在了他家，对此，陆焕兴一点儿也没觉得为难。

我问陆焕兴办杂志最初的费用是谁出的，心里还盘算着怎么也得三五百元吧。一九七八年一个工人的月工资不会超过四十元，这笔钱可也是一个天文数字。焕兴却说谁也没出钱，东西都是大家从各自的单位里“顺”出来的，有的和宣传科的人套上近乎拿些蜡纸，有的干脆把刻蜡版的钢板揣在棉大衣里一裹，最主要的工具印刷机是陈加明从他单位搞出来的。北岛这次回北京说，他发现来我家的路就是当年芒克骑板车从厂里偷纸的路。我认为这不可能，芒克当年工作的北京第六造纸厂在东直门外，在二环路的东北方向，我家在正北，而且远到出了五环。不知是北京变化太大还是振开记性太差，十多年没回北京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鄂复明说，北岛说的应该是到朱辛庄借手摇印刷机那次，朱辛庄在上地西边，骑着自行车去的确不是近路。

现在四十岁以下的人恐怕都没见过那种原始的印刷机，把蜡纸绷在一个沙篦子上，用橡胶辊子沾上油墨滚，“文革”中铺天盖地的传单都是这样一张一张滚出来的。这几位出身都不好，都没加入过造反派组织，好处是没因为写大字报小字报把笔头写臭，坏处是没有印传单的经验。有时油墨不匀，有时没印几张蜡纸就破了，还得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刻。金属的刻字笔在钢版上划动，发出丝丝啦啦的声音。他们五六个人躲在屋里日夜兼程地干，第一期杂志在一个农舍里出笼，哥儿几个都蓬头垢面脸发绿眼睛发红。

那天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正是我和陆焕兴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我可以肯定那是一个星期六，并不是我有倒背日历的本领，而是正如我在《无题往事》一文中所说，大学一年级时，到赵一凡家去像是我每个周末的家庭作业。那时候的中国像一口快烧开了的大锅，我们这些刚从“文革”的噩梦中醒过来的年轻人则像刚上屉的螃蟹，一个个张牙舞爪活蹦乱跳，捂都捂不住，一个星期足以有一肚子话憋着想对一凡诉说。在朝阳门大街下车，往旁边的胡同里一拐就到一凡家了。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冬天的那个傍晚，冷得伸不出手，我看见几个高个子男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墙上贴什么，走近前才看清，其中有一个居然是我认识的赵振开。他向我介绍了另外两个人，因为天已擦黑，还因为看他们拎着糨糊桶神秘而急匆匆的样子，当时就被一种神圣感给镇住了，根本顾不得看清楚他们的样貌。后来才知道其中一个是芒克，因为很快就熟了所以一直记得清楚。另一个人就是陆焕兴，难怪北岛说陆焕兴是《今天》早期的重要人物。

他们出师首选政府文化机构，且特意选择周末的傍晚下班以后开始张贴，如果有人不能容忍，《今天》能够拥有至少一个黎明。第一站是被认为皇家出版社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接下来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这几个单位都集中在市中心东四一带，最后到了位于虎坊路的《诗刊》杂志社。焕兴说，当时都有一点儿忐忑，出发之前，特意用油漆将自行车的牌号都改过，兴奋也让人产生紧张。第二天他们到了北京的重点高校。记得星期天晚上我一回学校，就听同学们都在议论“学一食堂”门口贴着的油印刊物，中文系的学生自然更加兴奋，我虽然还没加入，但因为认识其中的人便成为权威人物，颇有几分骄傲。从第二期开始我成为北师大订阅杂志的联络人，到宿舍楼走门串户去收钱，虽然才五毛钱一本，但有了几十个订户，特有成就感。

当年他们这么干的时候，是否想到过，如果人赃俱获会有什么后果？是否认为是在成就一个英雄壮举？

七十年代末是中国一个特殊的时期，刚刚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好像忘性特别大，从什么都不敢说一下子变得什么都敢说。那时北京的中心从天安门转移到了西单，那里有两大景观成为思想开放者精神的圣地。一是位于西单北街路西的外文书店，书店不像现在是开架的，服务员也还不习惯把顾客当上帝，隔着柜台可以勉强看清书脊上的小字，服务员爱答不理的，不容你翻看便开票交钱。但不管怎么样，总算可以买到一些可看的书，偶尔还能碰上经典的唱片。另一个是据说被邓小平认可的西单墙，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十三个月中，这里成为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不久前，有记者采访北岛时提到政治与诗歌的关系，北岛说：“八十年代初‘今天派’问世时，所谓‘纯文学’的提法，是要逃离诗歌作为御用工具这一巨大的历史阴影，绝不是策略问题。”《今天》的主要小说作者万之，曾经痛心地感慨于中国的地下文学没有走东欧“天鹅绒革命”的道路。事实上，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并没有铺就天鹅绒地毯，这些出身于所谓资产阶级家庭，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在极端封闭的情况下，仅从书本里呼吸到一点儿自由主义空气的年轻人，虽然意识到了个人的自由空间取决于制度性变迁，却并没自觉到制度性变迁需要通过公共空间的拓展来实现。与捷克戏剧家哈维尔相比，虽然其抗争都以先锋艺术的形式出现，但对目标的诉求显然不同。哈氏是政治上的反对派，“七·七宪章运动”的结果就是证明。而“今天派”只是追求文学的自由表达，它的诉求是对政治的超越而不是对抗。《今天》被迫停刊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