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相隐于世（第2/3页）

从后来官方披露的材料上得知，当时被抓的共三百八十八人。这些人被放出来后并没有马上得到公正的结论。从一九七六年年底到一九七七年年初，社会上要求平反“四五事件”的呼声不断。北京大学等地贴出了许多大小字报，“天安门事件不平反，八亿人民心不安”的大标语和“人民万岁”的传单出现在王府井等繁华的街道上。人们将酒瓶挂在树枝上表示对邓小平的支持。当时，因为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发生的案件共八十六起，抓捕十六人。其中包括孙维世的侄女、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孙央的女儿和原国民党将军程潜的女儿。

在广大群众生生不息的反抗声中，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一九七八年八月九日，共青团北京市委在北京工人俱乐部召开“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九月至十一月，各报陆续刊登了《天安门诗抄》以及相关英雄事迹。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央还未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前新闻媒体的自发行为。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该次会议的公报宣布：“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至此，参与“天安门事件”的和呼吁平反“天安门事件”的所有涉案人员都得到了平反。

此前，北京出版社受命，以“童怀周”（北京外国语学院部分教师的笔名）为主，组成十一人写作组，编写《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意在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刘迪成为该写作组成员，经常在写作组驻地出现，我也得以在那里与他相识。该书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完稿，十月出版。

我试图描述这一事件的全貌，是希望从这一历史过程中看到刘迪和他的朋友们都做了什么。那是一场有百万人参与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场运动把中国带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但和任何一场重大政治事件一样，承担后果的往往是极少数人。在历史的机遇面前，他们以非凡的勇气和优秀的素质创造着历史。我们常常称这种人为英雄。而刘迪对此有自己的解释：“我也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分内的事，这是我的本分。”什么叫做本分？他接着说：“好好学习是学生的本分，种田是农民的本分，做工是工人的本分，而面对法西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奋起造反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本分。”

刘迪出生在一个本分的家庭，他的父亲刘隽湘生前是生物制品专家、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血液制剂室主任。他在专业领域里的贡献数不胜数，其中一项与公众离得最近的，即他的工作推动了我国的单采血浆术。这项技术是指将献浆者的血液抽出后，分离成血浆与血球两部分，红血球回输到献血者体内，血浆用于制作生物制品。

刘迪的父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推动这一技术时，艾滋病病毒尚未被国际医学界正式命名。一九七九年，单采血浆术由天津中心血站试行，很快就在全国范围被迅速推广。三十多年来，这一特殊行业，曾因采血之乱引发令人闻之色变的“中原艾滋之祸”。二○○八年，《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问世。

而在公众视野里，早于一九九九年离世的刘隽湘，身份亦就此尘封，唯一的讣告刊登在一份发行仅千份的专业学术刊物上。在刘隽湘最后的岁月里，他以花甲之龄跑遍河北、河南、山东，奔走在各地血浆站间，身边的助手也感觉到他的忧心忡忡。正如“炸药大王”诺贝尔一样，刘隽湘在弥留之际是否曾有一丝的后悔？

刘隽湘早年就读于北平的燕京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和哈佛大学医学院，一九四九年被先于他回国的导师汤飞凡邀请回国，刘迪因此降生在了北京。而汤飞凡，这位将沙眼从高达百分之九十的发病率降到百分之十以下的“衣原体之父”，后来在“反右运动”中自杀身亡。一九八一年，汤飞凡被国际沙眼防治组织授予金质奖章，并提名诺贝尔奖。此时，西方人还不知道，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汤飞凡。

之所以谈及刘迪的父辈，是因为在了解这一切之后，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命运的相似性，刘父与刘父的导师，以及刘迪与刘父，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而他们的名字只在圈子里如雷贯耳，在公众中却鲜为人知。其次，我想让读者知道，是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了刘迪这样的人格。

据刘迪的发小回忆，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打过人，连一句骂人的脏话都没说过。刘迪的招牌衣着是永远洗得干干净净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人的劳动布工作服，黑色布鞋，雪白的棉线手套。他是我见过的最讲卫生的男性，也是我见过的衣着最不讲究却最干净的一位男性。据说，“文革”之前他的职业理想是当一名医生。刘迪的招牌表情是笑，由于他天性幽默，加上特别聪明，看人看事总能一步到位，所以他的笑容很丰富，友善的，开朗的，讽刺的，有时是矜持或者腼腆的。

被人们称为英雄、汉子的刘迪，其实骨子里始终留有一份童真，接触过他的人无不为他从内到外的纯净而吃惊。一位曾经受到过他帮助的朋友这样评价他：“一个人一生怎么可能像他这样一点私心都没有？”的确，刘迪是这个时代的奇迹。一九七八年，当他正备考研究生时，他与朋友们的事业遇到了困难，他把自己的家和时间都搭了进去，也与改变个人处境的机遇失之交臂。

他一生没有在一个正式单位工作过。当八十年代喧嚣的尘埃落定，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渐入中年的同辈人纷纷把精力转向功利之事，刘迪却把更多时间花在公益事业上。他与朋友李南一起，作为“自然之友”的志愿者，负责调查中国的环境意识现状，连续几年经常钻到图书馆里去作数据统计。近十年来，他开始饲养流浪猫，为了这些动物，他放弃了许多次旅行与聚会。

热闹风光的场合常常没有他的身影，在你没有困难与麻烦时一般也见不到刘迪，但为了另外一些在别人看来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懒得出门的刘迪却能够骑车跑上几十公里。没有人像刘迪这样不愿意麻烦别人，他从不求助，更不诉苦。他的生活对许多人来说都像是个谜。他没有手机，多数人也不知道他家的电话，不确定他在做什么，不知道他靠什么维生，甚至大多数朋友都不知道他得了重病，每个人都为没有为他做过点什么而后悔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