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二 城 市（第5/6页）

2005年的夏天，我每次去东莞，至少有一天在停电。有时候停电前会发通知，我能事先准备一下，但有时候完全没有事先警告，我只能在摄氏三十度以上的室内待上一整天，尽量少动弹。我会打电话给物业办公室，发脾气，但这也不是他们的错。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中国经济每年增速百分之十，在南方甚至更快，一切能像这样维持运转，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我去哪里都坐公交车。这样能更多地了解打工族的世界，另一方面，也是现实所迫。出租车司机是一群大骗子——不止一次，当我坐上出租车在黑暗的公路上疾驰，司机会威胁我，如果不给更多的钱，他就把我丢到路边。另一种快速谈判花招是还没到目的地，就提出以更便宜的车费放人中途下车，而不管乘客们愿不愿意。司机们总是如此短视，他们为了更快到手现钱，宁愿少拿一点。即便最老实的出租车司机也有农民的毛病：一旦他们离开熟悉的那一块地，就跟我一样找不着北。

巴士上的员工是配好对的：开车的是本地男人，卖票的是外地女人。有时候他们一路都隔着乘客的脑袋扯着嗓门说话，有时候仪表盘上方装了个小电视，这样司机可以边开车边看电视。每到一站，车还未停稳，售票员就探出车门外，以嘶吼的嗓音报站。等车的人通常容易为此所迫，如果售票员吼得时间够长，有些人就上车了。

巴士上的年轻男人散发着浓烈的汗味，那是人在室外走了很长的路却从来没有享受过奢侈空调才产生的味道。年轻女子则完美无瑕：她们没什么味道，头发总是顺滑而闪亮。每辆巴士上都会有几个外地人，拿着塑料袋罩在嘴上，静静地呕吐。晕车是乡下人的通病，他们不习惯坐车。绑在车顶上的褐色塑料袋，像是一串串熟透的香蕉，开始腐烂。巴士上的乘客带的东西五花八门到让人惊讶；农村的生活方式就是什么都不会扔掉。我看到过：有人带着老旧的电视机；装着电线的柳条筐；一个外面挂着硬泥浆、里面装着泥瓦匠工具的筒子；一把一码长、看起来像凶器的扳手。还有一次我看到有个年轻姑娘拿着两米长的扫帚柄。

车站是没有标识的，也没有站牌写明路线。你得开口问：信息要靠口口相传，仿佛我们生活在还未发明文字的古代。有两次我买了有巴士线路的地图，但两张地图都过时了。事情变化得太快，来不及用文字记下来。其他的乘客和我一样摸不着头脑，经常会喊出他们要去的但其实早已开过头的地名，然后仓皇离去。无论我去哪里，都有人找我问路。一天下午，我搞不清方向，跟一个外地女人问路，过了一会儿她问我，“你是湖北人？”这算夸我还是骂我？我只是要回家而已。

晚上巴士很早就收工，对于那些坐不起其他交通工具的人来说真是不公平。八点以后，人们就会住在朋友的宿舍里，即使大部分工厂禁止访客留宿，一旦抓到会罚很多钱。

我在巴士上从没见过老人。

一天晚上我搭了一辆从深圳到东莞的巴士。大约走了一半，巴士停了下来，司机冲乘客吼着，换一辆车。这虽然并不合法，但很常见：深夜的时候，只载满一半的巴士乐于把乘客赶上另一辆半空的车，而不是继续开下去亏钱。赶乘客的巴士司机会给接手的司机一笔钱，按交接的乘客人数算钱。

第二辆巴士上路后，售票员说这车根本就不到东莞。这也很常见：一旦第二辆巴士拿到了钱，剩下来唯一的目标就是赶紧把乘客甩掉。

巴士停了。“去厚街的在这里下。”售票员是个瘦得皮包骨的广东男人，无论说什么都用浓重的鼻音吼出来。他走到通道上，点来点去，命令一些人下车。他点到了我。

我前面的一个乘客下车了，消失在黑夜中。我走到车厢前部，在最低一层的台阶上探出身体。我们在漆黑一片的公路上，旁边是一块废弃的工地。

“这里没有出租车，”我跟售票员说。“我不下车。”

“这里有出租车，”他吼着鼻音浓重的粤语。

“我不下车。”

他走到我身后，把手搭在我肩膀上。

“别碰我！”我爬上台阶，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没有一个乘客挪动一下。

然后车子又开动了。巴士没法卸下乘客，就继续开。乘客陆续停站下车，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些车特别黑，”坐我旁边的一个脸庞又窄又黑的女人说。“你应该只坐那些穿制服的司机开的巴士。”然而她也在这车上，和我一样。

“这巴士上干活的人是坏蛋，”她大声说，“嘴里都是脏话。”我只是靠着她坐就感到很安全了，可是她也下车了。

巴士靠在路边，又停了下来。“好了，都下车，”售票员吼道。这次他走到通道中间，给每个人两块钱。

我走到通道里他站的地方。“我付了二十五块钱到东莞，我要把我的钱要回来。”

他转过来对着我。当然，他比我高，还是个男人。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无力。

“如果你付了一百块，我就该给你一百块吗？”他吼道。“如果我把裤子脱了，你会给我一百块吗？”

这话没有什么道理，也不好笑，但是他很喜欢，又说了一遍。“如果我把裤子脱了，你会给我一百块吗？”

“Fuck you，”我用英语骂他。“Asshole．Prick．”这么做打破了我在中国生活的基本原则——永远不打“美国人”这张牌，但是有时候用英语骂人是有效的。这个男人看着我，肃然起敬。

我推开他走到车厢前部，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东西扔扔。我想抢过他装钱的腰包然后甩到窗外，但是他把腰包藏得很贴身。仪表盘上有条脏毛巾，我把它甩在司机脸上，然后下车就跑。我的心怦怦作响；我想他可能会追上来。然后我停了下来，意识到自己看起来有多么愚蠢。

在一条小路上，我遇到一辆出租车，问司机到东莞多少钱。八十块。我上车了。我气得发抖。我想到我认识的、住在这里的每一个年轻女人，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曾经被像那个皮包骨的广东男人那样或许一早起来就对世界充满怨气的人骗过，欺负过，咆哮过。你对自己的无能束手无策，只能哭，只能怒火烧心。一旦对抗，所有的一切立刻变成蛮力的较量，而女人总是会输。我有钱，有了钱我能买到舒适和安全。她们没有。

但是也有好人，就像在巴士上替我说话、骂司机的那个女人。你只能往好的一面看，否则活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