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五 打工女孩（第5/5页）

8月是灌溉玉米和准备种植冬麦的时节。在裕元的工厂里，新的一季比预期要来得早一些：这是奔向圣诞节的长距离助跑。夏天的清闲日子过后，姑娘们的工作日每天都在加班，星期六也一样。流水线上，她们干得更快，话也更少。但是她们的身体开始反抗了。

“我头痛死了，”倩倩在8月初的一天早上说。“本来应该是淡季的，但是我们有这么多订单。”前一天，她刚过二十二岁；她本来打算去看最好的朋友庆祝一下，但后来只能在加班中度过生日。

宿舍楼的J805室里，贾纪梅刚从家回来。她坐在下铺，无精打采，面无笑容。

“家里怎么样？”我问她。

她浅笑了一下。“还好。”

“你都做了些什么？”

“啥也没做。我想过不回来了，”她慢慢地说，好像刚从梦中醒来。“但是家里没事干。如果家里附近有事干，离家近一点就好了。但是没有事做。回到这里我很不舒服。我真的不想回来工作。”

上铺的吴永丽，情绪要开朗一些。她十九岁，五官清秀，小脸，在这个夏天的早晨，她穿一条优雅的黑细带长裙，脖子上戴了一条有心形小盒坠子的贴颈项链。“别管她，”吴永丽说。“她还没调整回来呢。”眼下有更令人不安的变化：工厂每年都会重新分配宿舍。目的是为了顾及这一年新进和离职的人，以确保每个生产团队住在一起，但这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天翻地覆。“我们在这儿已经有朋友了，”贾纪梅说。“现在可能又要散了。”

8月下旬，工人们搬往新的宿舍。在裕元这样规模的工厂里，曾经朝夕相处的姑娘们突然不知道如何再找到她们的朋友。许多人从此失去了联系。

搬完宿舍后，倩倩消失了，整个9月我都在找她。我多次拜访她的新宿舍——就在她从前的宿舍楼下第四层，但她的室友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她们也问起我失去联系的几个姑娘的近况。我给倩倩在安徽农村的家里打电话，她爸爸说她还在裕元工作。根据厂里的记录，张倩倩，28103号员工，八厂，B楼，裁断二组，仍然是一个在册员工。从文件上看，她住宿舍，在流水线上工作，为阿迪达斯的鞋面裁断布料。但她本人却已经消失不见了。工作日程和秒表似乎把工厂生活管理得有条不紊，她的消失不啻为一种讽刺。

从裕元厂大门出来，下到主街，穿过饮食摊和商店一溜排开的脏乱小路的迷阵，抵达一个红砖住宅的街区。住宅楼的门是用铁皮做的。这里满是坑坑洼洼的空地和烂尾楼，感觉太过拥挤，却又如同废墟。在珠三角漫长的夏日里，居民们穿着内衣或睡衣坐在室外搓麻将，鸡群就在脚下的泥巴里啄食。

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在倩倩以前的宿舍里认识的一个姑娘带我到这里来。她领着我穿过巷子，来到红砖住宅，爬了好几层楼，然后穿过一扇铁皮门。我们进入一个单人间，里面放了一张双人床，一张海报贴在靠床的墙面。

成　功

成功感觉离你非常非常远，而失败，反而看上去总是跟随着你。你必须一次又一次勇敢地征服失败，然后成功就会向你走来。

海报旁是一张从日历上撕下的图片，一个半裸女人怀抱一个希腊水瓮。坐在床上，穿T恤和牛仔短裤，光着脚的，正是倩倩。她看到我的时候，朝我笑了一下，那一丝微笑转瞬即逝有点勉强，好像她并不乐意被人发现。

8月的发饷日后，她退出裕元，离开流水线，没有获得离职批准，也没有拿回公司欠她的薪水。从那个时候起，她和不同的朋友一起合住，她眼下借住的是一个名叫葛莉的女孩和男朋友同居的住处。她在考虑，是回家还是换一家厂。

“你为什么离开裕元？”我问倩倩。

“没意思，”她说。尽管我以不同的方式又问她几次，她都不愿意再说什么。

之后的几个星期，生产的压力持续增强，因为圣诞节快来了。在农村这时候是立冬，正是为牲口修栅栏的时候。11月一个周日的下午，我路过铁皮门的红砖房，问葛莉是否有倩倩的消息。

她有些日子没见这个朋友了。“她还在犹豫是要回家还是再进裕元上班，”葛莉说。

“那她到底在想什么？”我问。

葛莉摇摇头。“我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我们没聊过。”葛莉最近离开了裕元，正在打算带她的新男友回家见父母。她一旦离开，我就没有办法再找到倩倩了。也许这就是打工界对“失败”的定义——并没有什么说得出的意外或悲剧，而只是渐行渐远，直到一个人消失在视线之外。

我最后一次去裕元是2005年的1月。打工女孩们身穿薄棉袄，冷得缩着肩膀。受冻看起来是个务实的决定：东莞的冬天不长，花钱买件暖和的外套并不划算。我进去的时候，贾纪梅刚好回宿舍，她看到我的时候笑了笑。她的头发挑染成了深红色。

圣诞节一过去，厂里的活儿开始放缓，现在是传统农历占上风。刚来东莞的打工族，总是孤单而茫然地四处游荡，那些要回家的人就不一样。他们昂头挺胸成群结队地走着；他们看起来很开心，也认得路。他们口袋里有钱，手里大包小包拿着带给家人的礼物——CD唱机，被褥，给小孩子的糖果。在老家，现在是农历大寒，是迎接新年的季节，但在东莞的年历上，现在是收获一年辛苦所得的季节。这才是唯一重要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