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与未来（第7/11页）

“当我接触了中医与儒家，那种“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境界与文化神秘精奥吸引了我。中医学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小支流。可以想象如果那么多支流汇集在一起，它的干流将是多么的壮观。由于我们的历史和语言与西方都截然不同，我们无法完全移植并认同西方文化，那必然会导致水土不服。我们只有好好挖掘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才能在自己丰沃的文化土壤上嫁接西方的文化果实。

“正因为如此，我现在特别痛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土改’,‘文革’,‘破四旧’把传承中国文化的士绅阶层都消灭了，我们如何才能找回这失传的火种呢？特别紧迫的是，许多了解传统文化的人都上了一点年纪，随着他们的逐渐老去，也许我们的文化就真正失传了。而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永远不会有前途的。”

以上这段白领女士的内心独白，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在新兴中产阶级中的影响力：一般来说，它的新支持者往往是这样一批人：他们出生于20世纪70、80年代，曾经是自由派，90年代的经济成功却凸显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上的无根感，与外国人的交往反而进一步产生对精神生活、文化认同与寻根的需要。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发生强烈的兴趣。他们意识到，对于个人而言，没有文化与精神生活的支撑，永远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永远不会有前途的，这样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是新保守主义1990年代以后在知识型的白领中产阶级中获得大量追随者的社会原因。

文化保守主义的要义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开创者可以追溯到严复一代。严复是最早把西方自由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思想家，19世纪末，他对进化论的介绍引起中国思想的一次大转向。然而，20世纪初，他对五四兴起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感到忧虑，成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

严复对文化保守主义的贡献在于，他提出“国性”的概念，他认为，“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溃，而后大着。但使国性长存，则虽被他种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非真亡”，正是这种国性，使一个民族能“自拔于艰难困苦之中，蔚为强国”。他认为，国性存在于一个国家民族的“声名文物”之中，存在于孔子的教化即主流文化之中，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这里的“经”，就是儒家的典章文物，它是中华民族在适应环境过程中凝聚的集体经验的结晶，在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亦必求之于经而有所合，而后反之人心而安，始有以号召天下”。3

严复还认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意义还在于，只有以传统文化作为载体的情况下，从西方文明中借鉴过来的异质文化因子，才能顺利吸收与巩固。用他的话来说，“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复引出一个可以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12字篇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严复对此言的解释是：“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5

我们可以把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大体上作如下的概括：这是一种在应对西方文化挑战的过程中，主张以传统主流文化的价值作为现代化中介与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并经由传统文化为载体的基础上引进外来文明，来实现民族生命稳定与持续过程中的文明汇合。新旧融合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要义。国外的新儒家，以及当今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均以此为特点。

当今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

近年来，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学院与民间学者，积极倡导文化保守主义，并积极展开活动。有一位学者曾任教于南方某大学，提前退休后，在明代大儒王阳明悟道之处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讲习儒学。他认为，儒学式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结果是中国人“灵魂四处飘荡，无所归依”。中国国家的文明属性也逐渐丧失，出现了严复所哀叹的“国性不存，国何以为国”的状况。要解决这一文化困境的办法，就是大力复兴儒学，以此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现在不仅要增强“国力”，更要回归“国性”，因为“国性”才是中国所以成为中国的根本标志。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中国社科院哲学博士，十多年来坚持不懈自筹经费主编《原道》，并创办了中国儒学网。这些执著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还共同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阳明精舍。或致力于发掘儒家仁政思想，或倡导天下主义。纷纷会聚一堂，研讨新儒家学理与教义。

近年来，粗具规模的“读经活动”在国内不少地区渐然成风。据报道，数年以前中国就已有500万个家庭、60多个城市少年儿童加入诵读儒家经典行列。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中国30年来发展起来的城市中产阶级与企业家为主要对象的国学班，也在各著名大学内陆续开办，其中有影响的有清华、北大与复旦大学最为著名，国学班除传授琴棋书画之外，研习内容还有中国历史、儒学、佛经、禅宗、周易、老庄思想等。

学院知识分子与民间知识分子在倡导文化保守主义方面可以说是遥相呼应。据报道，一批属于自由主义的学者，都明确支持儿童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包括儒家经典。他们在学理上受到哈耶克和苏格兰道德哲学影响，酝酿“中道自由主义”概念，这是一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宪政主义框架。他们中有人提出“儒家宪政主义”、“科举宪政主义”，也有学者从老子思想出发来论证强调“消极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在法学界，有一批学者从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的发展来论证现代民权思想，也有一些接受新左派思想的学者，从中国司法传统中去发掘判例法（普通法）传统。新左派、自由派、民族主义者、新权威主义者以及民主社会主义者，这些各派学者虽然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争论不休，但在回归文化保守主义方面，却有着少有的共识。凡此种种现象均可以看做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教育、文化、学术等领域的广泛渗透与发展。

发掘人的内在精神资源：儒学的现代性

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还起到制衡全球化带来的价值世俗化的消极影响的作用。世俗自由主义给中国人权意识得以觉醒，有其重要的意义。但在西方，自由主义在20世纪下半期开始走向理俗化，鼓吹绝对放任与自由，抛弃了古典文明教化精神，也引发了从自由放任主义向“动物化”退化的严重文化危机。这种世俗自由主义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严重的冲击，例如北京有一个著名的性学女学者，她公开主张同性恋合法化与青年人中的“一夜情”。虽然，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发出各种奇谈怪论本不足为奇，但特别令人忧虑的是，这种极端不负责任反道德伦常的文化“病毒”几乎如人无人之境，本土文化中已经完全丧失了抵制这种极端不负责任的言论的文化资源。当代中国人特别缺乏对低俗文化的免疫力，不能不使人们反思自五四以后的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消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