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转(第2/3页)

2005年又去新疆种哈密瓜,说是不去了,不去不行,那时候想着梁磊(二哥的儿子)要上大学,一年要好多钱,中间这几年家里事儿多,花销大,没存住一分钱。俺们是六月一号去的,十月份回来直接到西安,那年不行,在新疆没挣来钱。磊子考上重点大学,高兴得很,就是为学费熬煎。记得那年学费是三千八百块,开学走时连学费都拿不出来。俺们都没回家,在新疆挣钱,你福伯在家到处借,娃儿是自己去上的学。2006年又去克拉玛依,去一年,在井队上仓库上发个货,你二嫂在绿化队里干,我一个月七百块。十一月份又到西安了。过来就再也没走了。那年去最亏了,这边健康路生意好了。出去跑跑都不如健康路,这个钱是活钱,自由得很。到那边端人家饭,受人家管,拉三轮挣这个钱不受气。

为娃儿上学,俺们奔波的地方多得很。

这儿的生意最好是正月间到五一、六一以前,五一中间有十来天一天能挣二百多。六月到八月十五以前生意淡。每年从八月二十日以后,生意好哩很,正好学生娃儿上学,买书包、笔,衣服也该换季。生意好的时候,我们俩一个月能挣七八千,邻居这家俩人年轻,出狠力,一个月有时能拉上万块钱。在这儿拉人最认熟人,来来回回,就都认准了。现在我记不住人了,原先还行。不过,现在是电动三轮,轻松哩很,车子一发动,就走了,也不出力。比种庄稼强多了。穷人也有穷人的快乐。

在梦幻大商场,俺们每年要交三千六百块的管理费,如果你没交钱,就不让你进;在健康路,一个月一百块,还得给黑钱。健康路管三轮车的队长,不交黑钱就办不来牌照,明的一年要交两千两百五十块,暗地里还要交一些,逢年过节还要去看他,烟啊酒啊一年下来也得四五百块钱。去年办牌照,我以为不要钱,就去了,人家说:“恁容易,那你不给王哥弄条烟?”日他妈,明着讹钱。还是底层,他们欺负你。他一年至少挣几十万块钱。俺们办回牌子至少得给他两百块。往上报二百把车子,实际上至少四百把车,这暗藏的二百把车的钱他和所长分了。不是我好说,日他姐,要是健康路在咱们吴镇,那钱不都挣疯了。

二哥说到“挣疯了”,大家都充满向往,连声附和:“那可是,那可是。”仿佛大哥二哥真的回到了吴镇,也做了那里瞒外骗的车队队长,真的“挣疯了”。场面很是滑稽。

晚上八点左右,二哥邻居的那对夫妻也回来了,加入了谈话。

二哥问他们今天咋样,男的说不咋样,他拉了八十几块钱,老婆拉有四五十块钱。二哥对我说,这已经不少了,这是淡季,他们俩是有眼色人,才能拉这么多。邻居夫妻看起来很年轻,一问,和我同岁,是吴镇南头一个村庄的人。他们来西安十年,两个孩子,女儿十三岁,儿子九岁,都在吴镇读书,爷奶在家看着。隔一两年,暑假期间孩子会来西安住一住。今年孩子们没来。女孩子大了,不愿意坐三轮车跟着父母到处跑,要不然,就得待在家里看一天电视,没人玩、没人管,连饭都吃不上。

没有想到,大哥比二哥还善喝。喝醉了的大哥满脸通红,一会儿低头叹气,一会儿抹着眼睛,流下了眼泪,长叫一声:“我的日子不好过啊。”二哥非常不屑:“哭啥哭,就你贱眼泪多,人家都不难,就你难。”哥俩一直是呛茬儿说话,这是兄弟间惯常的说话方式。

我1958年生,1976年1月份,十八周岁,去当兵,在郑州当警卫兵,属于郑州警备区独立一团,四年兵,农村娃也没啥机会,也没钱送礼,当几年就又回来了。那时候长哩年轻,个子高,精精神神,是个“圣人蛋”(圣人蛋:爱卖弄某方面的能力、不合时宜的人。),转业回家,每天早晨还跑步,从王家出去,绕着北岗地,跑十来里,坚持了两三年。为生活,啥小生意都做过,收过废品,收过塑料,卖过鞋底子、凉粉,宰过羊。一只羊赚十块八块钱都高兴得不得了。

1992年上北京,小孩他姨夫在那儿搞装修,我刚开始也是在搞建筑,帮小工,一个月我记得好像是六七十块钱。干几个月,我看这个活不行,太苦了,就想走,厂里不给我工资。老三万科当时在北京当保安,他们去了两个人,穿保安服,才把钱要过来,就这还欠一百多块钱。包工头是河北的,钱清是(清是:真的是,的确是,强调之意)不想给了。

小工不干了,自己找了个厂,搞铁焊,才开始去给师傅敲敲打打,后来自己干。我自己又换了个厂,到家具公司,学气焊、电焊,自己摸索着学,咱不是笨人,很快就学成了。在那儿干了二年多,当车间主任,那时候一个月都千把块钱,最高一个月拿到一千六七。这是1992年年1993年的事。这钱在当时都不得了。后来,小柱也在那个厂干,他主要是帮着搬木头原料。

你哥、小柱那回打架是为大姐夫哥打的。打姐夫哥那个人是他们一个村的,他们两家在村里就生过气,在北京那人找人把姐夫哥打一顿。咱们知道之后,当然不愿意了,小柱就喊了咱们梁庄一帮人,那回是清明,年娃儿、老二、老三、老四,咱们这边去八个人,去都拿个片刀,我拿个钢管,没找住那个娃儿,把他们村另外一个娃儿打一顿。

大哥讲到这里,二哥忍不住发出感叹:“那次幸亏没找到那个人,不然,非出人命不可。那时候咋啥也不怕?出去了,就像换个人。都野蛮得很,泼死哩打,好像没个啥约束。”

为啥不干了?我车间主任那个位置被老板亲戚占了,心里有点不顺,刚好又和甘肃一个人闹矛盾。老板看见小柱掂个刀在车间里晃,不让小柱干了,只叫我在那儿干。我给老板说,我兄弟是为我的事,你把我们钱一清,我们一块儿走。这是1995年的事。

回来干农活不行,关键是不挣钱。在梁庄停有半年,又去北京。小柱和老三原来一直在北京,当过保安,也到化工厂打过工。我看他那儿空气不好,才把他弄到家具厂。当时听小柱说在煤厂干活时摔过一跤,里面有个下水井,摔住腰了,好些天没起来,估计是怕有啥事,工厂就不让他干了。后来又干过刷漆,也没见过戴口罩。生病估计都与这有关。

从北京借的钱,六百块钱,直接来到西安。和我在北京挣的反差很大,但是我就满足了。没人管没人整,自由。我是1995年阴历九月份来的,就没有动。整整十六年,一直没有动。我没有投资,投资不起。那真是出住力了。二百斤的包,毛毯包,往楼上扛,一包一块钱,一口气扛了十六包,最轻一百六十斤,最重二百三十斤。那还是信任咱,才让咱扛,不是那个人还不让你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