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7/8页）

贝琳达说：“肯定是由医生把肚皮切开。”

“那么在过去，还没有医生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夏洛特说，“反正这本书没什么用。”她打开另一本书，随便翻到其中一页，读出映入眼帘的第一句话：“她淫荡而缓慢地降低身体，直到我那僵立的椽柱完全刺入她体内。她于是摆动起来，宜人的动作往复不断。”夏洛特眉头紧锁，望着贝琳达。

“这是什么意思？”贝琳达说。

费利克斯·科切辛斯基坐在火车车厢里，等待着火车从多佛尔车站发车。车厢里很冷，他一动也不动。车外天色深沉，他从车窗可以望见自己的倒影：身材高挑，胡子整齐，身着黑色大衣和圆顶礼帽。头顶上方的行李架上放着一只小手提箱。若说他是一位出差在外的瑞士手表制造商代理人，绝不为过。不过只要仔细查看，便会发现他那件大衣其实是便宜货，手提箱是纸板糊成的，那张面孔也绝不是卖手表的人的面孔。

他正在思考与英国有关的事情。他记得自己年少时曾认为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是一种理想的政府形式，这想法不禁使他暗自发笑，窗子上那张扁平的白色面孔也向他报以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后来他对于理想的政府形式的看法有了改变。

火车开动，几分钟后，费利克斯望着太阳在肯特郡的果园和啤酒花田上方冉冉升起。欧洲风景之秀丽时常令他感到惊异，初次目睹这种景致时他内心深受震撼，因为他与所有俄国农民一样，无法想象世界竟可以是这般景象。他记得自己当时乘着火车，跋涉数百英里，穿越了俄国西北部的几个州，那里土地贫瘠，树木低矮，破败的村落被积雪掩埋，蜿蜒的道路上满是淤泥。在那之后的一天清晨，他醒来便发现自己已经身在德国。他望见碧绿而齐整的田野，铺着石板的马路，整洁的村庄里错落着精巧的小屋，洒满阳光的火车站台上花坛星布，他以为自己来到了天堂。后来，他来到瑞士，坐在一家小旅馆的门廊前晒太阳，一杯咖啡，一个新烤的酥脆面包卷，举目可见白雪皑皑的远山，那时的他心想：生活在这里的人一定非常幸福。

此刻，望着英国的农场在清晨从沉睡中苏醒，他不由得想起家乡的村子——灰色的天空中乌云翻滚，冷风呼啸；泥沼地结了冰，冰面上伸出一簇簇结了霜的杂草；自己裹着一件破旧的帆布罩衣，穿着毛毡鞋或木鞋的双脚早已冻得麻木；父亲大步走在他身旁，身上穿的是属于贫困的乡下牧师的破旧长袍，口中仍然赞颂着上帝的善良。他的父亲爱俄国人民，因为上帝也爱他们。但在费利克斯看来，上帝憎恨俄国人民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因为他对待他们是如此残酷。

父子间的辩论是一漫长历程的开端，这段历程引领费利克斯从基督教走向社会主义，又走向无政府主义恐怖活动；引领他从坦波夫州到圣彼得堡，从西伯利亚到日内瓦。在日内瓦，他做出了那个引领他来到英国的决定。他回想起那次会议：他险些就错过了……

他险些错过那次会议。当时他在克拉科夫跟波兰犹太人碰面议事，正是这些人把《反抗》杂志偷偷运进了俄国境内。他赶到日内瓦时天已经黑了，于是他直接前往乌尔里希经营的那家位于巷子中的小印刷社。编委会正在开会——四男两女被亮闪闪的印刷机遮挡着，围坐在房间深处的一支蜡烛旁边，呼吸着新闻纸和上了油的印刷机散发出的气味。他们正在策划俄国革命。

乌尔里希把讨论的情况向费利克斯做了总结：他与约瑟夫——俄国秘密警察组织“暗探局”的间谍见过面。约瑟夫暗地里认同革命，并向暗探局提供假情报以取得报酬。无政府主义者有时会向他披露一些无足轻重的真实消息，约瑟夫则向他们通风报信，传达暗探局的活动。

这一次约瑟夫带来的消息可谓轰动。“沙皇要与英国建立军事同盟，”乌尔里希告诉费利克斯，“他要派奥尔洛夫亲王赴伦敦协商。”暗探局之所以对这件事有所耳闻，是因为亲王欧洲之行的安全将由他们负责。

费利克斯摘下帽子坐了下来，心中琢磨着这一消息是否属实。两个姑娘中有一个是面带愁容、衣衫褴褛的俄国姑娘，她用玻璃杯给他倒上一杯茶。费利克斯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吃了一半的方糖，咬在上下牙当中，以庄稼人的举止透过糖块小口地喝起茶来[13]。

“重点在于，”乌尔里希继续说道，“英国人可能与德国打仗，而让俄国人上战场。”

费利克斯点了点头。

那位衣衫褴褛的姑娘说：“到时候送死的绝不是亲王和伯爵，而是普通的俄国老百姓。”

她说得对，费利克斯想。上战场的将是庄稼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些人当中度过的。他们性格冷酷、举止粗暴、思维固旧，然而他们近乎愚蠢的慷慨气度和偶尔情不自禁地迸发出的一阵欢乐都暗示着，倘若生在体面的环境中，这些人将会如何生活。他们关心的是天气、牲口、疾病、分娩以及与地主斗智。在他们不到20岁时，他们有几年的光景身强体健、腰杆挺直、爱笑能跑，也会打情骂俏；可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变得驼背白发、行动迟缓、郁郁寡欢。如今奥尔洛夫要把这些刚刚抽枝展叶的年轻小伙子送上战场，让他们直面炮火，要么被轰得粉身碎骨，要么落得终身残疾。毫无疑问，都是为了国际外交中的众多绝佳理由。

正是这样的事情使费利克斯成为了一名无政府主义者。

“该怎么办呢？”乌尔里希说。

“我们一定要在《反抗》杂志的重要版面上大肆宣传这个消息!”衣着寒酸的姑娘说。

他们开始讨论如何处理这则消息。费利克斯只是听着，编辑事务对他的吸引力不大，只能负责分发杂志并撰写炸弹制作方法的文章，他对此深感不满。他在日内瓦深受文明社会的浸染：喝的不是伏特加而是啤酒，戴着西装硬领和领带去听管弦乐演奏会。他曾在一家书店找了份工作。彼时俄国境内局面混乱：石油工人与哥萨克人[14]之间战事不断，议会腐败无能，上百万工人正在罢工。沙皇尼古拉二世则是一个衰败腐化的贵族阶层所能培养出的最无能、最愚蠢的统治者。整个国家仿佛一只火药桶，只待星星之火，而费利克斯希望自己就是那簇火花。但回国攸关着生死——约·斯大林[15]曾经回国，刚刚踏上俄国国土便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秘密警察对流亡国外的革命者比留在国内的革命者更加了解。颈间的硬领、脚上的皮鞋和周围的形势，无一不让费利克斯感到窝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