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3/10页）

但他大错特错了，而他才刚开始明白为什么。

1977年8月，他和家人到达伊朗的时候，石油出口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结束了。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那一年的反通胀计划增大了失业率，而农业歉收令更多饥肠辘辘的农民涌入城市。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人权政策削弱了国王的集权统治，政治动乱随时可能爆发。

有一段时间，保罗并不怎么关心当地的政治。他知道人们对政府心怀不满，但世界上每个国家几乎都是如此，而伊朗国王看起来仍牢牢地掌控着权力。但保罗和世上大多数人一样，忽视了1978年上半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重大意义。

1月7日，《消息报》对被驱逐的教士阿亚图拉·霍梅尼发动了恶毒的攻击，谴责他是同性恋。第二天，在距德黑兰八十英里【3】的城市库姆——伊朗宗教教育的中心——愤怒的神学学生静坐示威，并与前来驱散他们的军队和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骚乱迅速升级，接下来的两天中有七十人丧生。教士根据伊斯兰传统，在四十天后为逝者举行了纪念游行。游行中又爆发了冲突，这次骚乱中的逝者在四十天后又被纪念……于是，1978年的整个上半年，游行频繁举行，规模越来越大，冲突也越来越严重。

保罗事后才知道，这些游行打着“悼念死者”的旗号，是为了规避国王禁止政治示威的命令。但当时他并未察觉一场浩大的政治运动正风起云涌。其他人也一样。

1978年8月，保罗请假回美国老家（美国驻伊朗大使威廉·沙利文也一样）。保罗热爱所有的水上运动，同表弟乔·波雷卡一起参加了新泽西州大洋城的钓鱼比赛。保罗的妻子鲁丝带着女儿凯伦和安·玛丽去芝加哥探望鲁丝的父母。保罗原本有点焦虑，因为伊朗卫生部还没有向EDS公司支付六月的款项，但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延期付款，所以他将这个问题交给了副手比尔·盖洛德，他对比尔收回这笔钱充满信心。

保罗在美国听到伊朗传来的都不是好消息。戒严令于9月7日宣布，翌日，在德黑兰中心的加勒广场，士兵杀死了一百多名示威的群众。

恰帕罗恩一家回到伊朗后，政治氛围已经大不如前。保罗和鲁丝第一次在夜里听到了枪声，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忽然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被殃及。罢工此起彼伏，供电常常中断。他们不得不点蜡烛用餐，保罗在办公室还要穿上大衣保暖。从银行取钱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员工的工资由支票改为现金。家里的燃油快见底的时候，保罗不得不满大街地寻找，直到最后碰上一辆加油车。他通过贿赂才请动了司机送油。

生意上的问题更严重。卫生与社会福利部部长舍科尔斯拉米扎德博士被捕，因为戒严令第五条允许检察官将任何人投入监狱而无需任何理由。副部长雷扎·勒伽巴也被投入了监狱，他是保罗工作上紧密合作的伙伴。卫生部仍未支付六月份的款项，之后的更无着落，累计已拖欠EDS公司四百多万美元。

为追讨欠款，保罗努力了两个月。他之前打交道的人都不在了，而后继者则基本不回他的电话。个别人偶尔会承诺过问此事，让他回去等电话，但空等了一个星期后，保罗再打去电话，却被告知上周与他通话的人已经离开了卫生部。安排好的会议被一次次取消，欠款以每月一百四十万美元的速度累积。

11月14日，保罗写信给负责社会保障组织的副部长海达高利·艾姆拉尼博士，向他发出正式通知：倘若卫生部不在一个月内结清欠款，EDS公司将停止项目。12月4日，保罗的老板、EDS海外公司总裁在与艾姆拉尼博士的私人会面中也发出了同样的威胁。

那是昨天的事。

如果EDS公司撤出，伊朗的整个社保系统就会崩溃。然而，这个国家已经破产，根本无力偿款的事实也愈发明显。保罗很想知道，艾姆拉尼博士现在会怎么处理呢？

杰伊·科伯恩带着答案进门的时候，保罗还在沉思。

不过，保罗一开始并未想到，警察之所以要窃取他的签证，是为了将他以及EDS公司留在伊朗。

科伯恩告知他真相后，他说：“他们这么干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马吉德不知道，法拉也不知道。”

保罗盯着他。过去的一个月里，他们俩走得很近。为了稳定员工的情绪，保罗一直强装勇敢，但在同科伯恩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关起门来说实话。

科伯恩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法拉该怎么办？她也许遇上麻烦了。”

“她得做出某种回应。”

“表现出合作态度？”

“她可以告诉他们，尼费勒和布查已经离开伊朗了……”

“她已经说过了。”

“她可以把他们的出境签证给他们看，作为证据。”

“不错。”科伯恩犹疑道，“但他们现在真正感兴趣的是你和比尔。”

“她可以说，护照没有留在公司里。”

“他们也许知道这是谎话——法拉之前可能将护照带去警察局过。”

“就说高级管理人员不必将护照留在公司。”

“这或许说得通。”

“总之理由要站得住脚，让他们相信法拉确实无法做到他们要求她做的事。”

“好的。我会同她和马吉德谈谈。”科伯恩思索了片刻，“你知道，布查订了明天离开伊朗的机票。他大可一走了之。”

“他就应该走——他们本来就认为他不在这儿。”

“你也可以走。”

保罗沉思起来。也许他现在应该离开这里，但伊朗人会怎么做？他们也许会扣留别的人。“不行。”他说，“如果我们要走的话，我应该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我们要走？”科伯恩问。

“我不知道。”几个星期以来，他们都在问彼此这个问题。科伯恩已经制订了一个可以立即执行的撤离方案，但保罗始终犹豫不决。他知道他在达拉斯的最高领导希望他撤离，但这意味着放弃他苦心经营了十六个月的项目。“我不知道。”他重复道，“我会给达拉斯打电话请示的。”

那天晚上，科伯恩和莉兹在床上睡觉。电话响的时候，他睡得正酣。

他在黑暗中拿起话筒：“喂？”

“我是保罗。”

“你好。”科伯恩打开灯，看了看手表，现在是凌晨两点。

“我们要撤离。”保罗说。

“好的。”

科伯恩把电话机抱在怀里，坐在床沿上。他松了口气。接下来的两三天里会异常忙碌，但忙完之后，那些他一直安慰操心着的人们会回到美国，远离这些疯狂的伊朗人。

他回顾了一遍他为撤离制订的计划。首先，他要通知一百三十个家庭，他们将在未来四十八小时内撤离这个国家。他已经将城市分成了若干区，每个区配一个组长——他将通知组长，再由组长去通知各家各户。他草拟了发给撤离者的传单，告诉他们该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他只需要将具体的日期、时间和航班号告诉他们，然后复印并分发传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