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案实录之一 死亡签名（第19/27页）

这幕话剧《伤痕》，活生生地再现了那个非常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相互背叛、出卖、凌辱、残杀的真相。“文革”末期，四名来自市内四所高校的红卫兵，分别代表红旗战斗队、东方红战斗队、上甘岭战斗队和井冈山战斗队，闯进某高校余姓教授的家中。四名红卫兵三男一女，他们互相之间并不熟悉，却“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共同目的就是余教授家祖传的一幅书圣王羲之的墨宝真迹。这幅书法作品如此珍贵，从某种意义来讲，它不仅是余家的藏物，更是全人类的财富。但是对于这四名红卫兵来说，它却是四旧之一，是封建残余，必须要毁掉它，以免它继续毒害后人。

余教授像珍视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这幅墨宝，怎肯让红卫兵们毁去。任四名红卫兵怎样抄家、打砸、呵斥、殴打，余教授夫妇满面鲜血，衣服被扯得破烂不堪，仍绝不吐露书法作品藏在什么地方。余教授的年方十岁的独生子也被打倒在地，鼻血不停地流。杀红了眼的红卫兵把余教授夫妇的藏书、书稿、书画作品全都翻出来，堆在一起，点一根火柴扔上去，眨眼间就燃起熊熊大火，两名嗜书如命的知识分子的多年心血，片刻间付之一炬。余教授夫妇心如刀绞，奈何这时两人的双腿都已经被踩断，自救不暇，哪里还有能力反抗。

红卫兵们终于找出了王羲之的真迹，四人把它摊开在余教授夫妇眼前，得意地哈哈大笑，争先恐后地向上面吐口水。余教授夫妇撕心裂肺地呼叫，但此时却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他们如此孤单无助。红卫兵们欣赏着两名知识分子的伤心和绝望，灵魂深处的兽性得到极大满足。然后，他们用极度夸张的动作把这幅传世千年仍保存如初的孤本珍品扔进烈火中。余教授的独子尖声嘶叫，扑上去对一名红卫兵拳打足踢。那名红卫兵十分恼火，倒提起男孩瘦弱的身体，用力抡圆了向外甩出去，男孩的额头重重地撞在一张檀木八仙桌的桌角上，当即额头上汩汩地流出鲜血，伏在地上抽搐两下，再也不动了。

余教授夫妇心伤爱子，睚眦欲裂，虽身受重伤，仍强行用双手撑着爬行，各自抱住一个红卫兵的小腿，拼命地咬下去。红卫兵见状，一拥而上，两个对付一个，拳打脚踢，足足施虐了近半个小时，余教授夫妇都双眼翻白，口吐殷红色的血沫子，眼见已经死透了。

四名红卫兵见一家三口都死在他们手上，才感到有些害怕，不过此行目的已经达到，余教授一家都是牛鬼蛇神，死了也不会引起什么风波，而且那年月红卫兵的数量众多，有谁知道是他们干的？四名红卫兵各自发了毒誓，绝不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出门后一哄而散，此后四个人再没有联系过。

他们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各有一番作为。其中三人对这件亲手制造的灭门惨案完全不在意，随着时代流转和生活变迁，那件不堪回首的往事几乎已从记忆中彻底抹去。而另外一个人却受到良心谴责，日夜在无尽的煎熬中度过，余家三人的惨状时常浮现到脑海中来，令他茶饭不宁，成为他背负一生的孽债。是以这幕话剧取名为《伤痕》。

我和沈恕、于银宝都未经历过“文革”，对那段岁月的一知半解都从长者的私下谈论中得来，而他们说起那段往事时的谨慎目光和讳莫如深的言辞也给“文革”增添了几许神秘色彩。这时读到这幕话剧，其中反映的冷漠人性、血腥屠戮，令三人都有惊诧和震撼的感觉。

于银宝感慨说：“苏南是经历过‘文革’的，他导演这个话剧，也算是再现历史了。”沈恕若有所思地说：“也许不仅仅是再现历史，他记录的，是他亲身经历的一件往事，他为此背负了一生的悔恨和内疚，才用话剧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我和于银宝一时都没明白，齐声问：“什么？”

沈恕没作答，吩咐于银宝：“你马上和江华大学辖区的派出所和公安分局联系，让他们查阅陈案档案，‘文革’末期，在江华大学校园的家属区内，有没有发生过一家三口同时遇害的案子，这家人可能姓余、姓徐，或者其他接近的什么姓。你就说这是紧急任务，让值班的所长和局长全力配合，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快去。”

于银宝小跑着去执行任务，我这时才有点明白过来：“沈队，你是怀疑……这幕话剧和连环凶杀案有关联？”沈恕笃定地说：“不仅仅是怀疑，目前有九成把握，苏南的这幕话剧就是连环凶案的导火索和揭开谜底的密码。其实这出话剧早在调查苏南遇害案时就听人提起过，可是当时我们既没有留意剧情，也没想到它和案子会有什么关联，否则就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和警力去查找真相，而林美娟和陶英也许不会死。”沈恕说着，惭愧和沮丧溢于言表。

我说：“算了，不要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谁也不是神仙，能在案情还不明了的时候就把一个剧本和案子联系在一起，难道真长了后眼不成？要我说，只要能阻止凶手的第四个杀人计划，就算不小的胜利了。”一想到凶手的第四个杀害对象是一名警察，我就禁不住身上一阵阵发冷。

沈恕说：“在陶英遇害现场发现监控摄像上的伪装装置后，我们怀疑对象的嫌疑增加，这起案子的脉络已经大致成型，但还是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开，就是凶手的作案动机。现在读过这个剧本，案子的前因后果已经非常明晰。只要于银宝翻出那一家三口遇害的积年旧案，我们就可以马上拘传犯罪嫌疑人。”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说：“如果凶手就是那个孩子，他的额头应该有一道伤疤。”徐剑鸣额头的那道状如蚯蚓般的疤痕浮现在我脑海里，如此清晰，我感觉身上阵阵发冷。

沈恕像猜到了我的心思一样，没有说话，仅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证实我的猜测。我说：“我还是不大明白，凶手如果存心报仇，为什么要耐心地等到二三十年以后？他早就有许多机会。”

沈恕说：“他并不是有耐心，而是一直找不到杀害他父母的那四名红卫兵。他在仇恨中长大，性格变得又执拗又孤僻。直到有一天，苏南因良心发现，把深藏在心底多年的那段往事写成剧本，通过话剧形式表演出来，也许他以为这样，可以减轻他心中罪孽的感觉，谁知这个剧本却带来了一场更大的灾难。苏南一直以为那个孩子早已死了，所以在话剧中植入许多真实的细节，观众虽然以为是艺术创作，但经历过那起惨案的人，却能从中看出许多内幕。由于话剧的题材敏感，仅在小范围内上演，而江华大学恰好就是被允许上演的场所之一，那个已是成年人的孩子有机会看到这幕话剧，在心底沉睡多年却从未淡忘的仇恨立刻就被唤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