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案 永定门惊现碎尸 女侦探以身犯险（第5/5页）

10点多，我找到了在天桥拉夜班车的十三。他托车行的朋友打听了一夜，在天桥一间赌场找到了歪脖儿，跟他一起的，还有奄奄一息的焦二毛。我问歪脖儿怎么回事，他不肯说，憋了半晌，说：“给我钱，500个大洋，要不就算了。”

我说：“你也太贪了，一下哪儿找那么多钱？”

歪脖儿很坚持：“我敢要这钱，就是横下心了，不会跟你瞎说。”

我看看小宝。小宝说，看我没用，我的钱都是你给的。我从口袋里掏出纸笔，写了张条子，盖了印章，递给歪脖儿，让他有空到北新桥增裕当铺拿钱。歪脖儿接过条子，检查半天，仔细叠好装起来，然后给自己倒了杯水。他抱起杯子一口喝完，指了指自己和躺着的焦二毛，说：“邱太德，要杀人灭口。”

歪脖儿在商场里找焦二毛，就想问问他，为什么想杀自己。他从没去过商场，很快迷了路，摸了半天，从后面出来进了胡同，抬头一瞧，焦二毛正顺着栏杆往下滑。他赶紧躲墙角，想抓个正着，却看见邱太德上了阳台。焦二毛一见邱太德，就停住不滑了，朝他招手，“二毛对他说了一句话，姓邱的就开枪了。”

“什么话？”

“他说，您放我走，明儿我把歪脖儿也做干净了。”

焦二毛肩膀挨了一枪，扑通一声掉了下去，摔在歪脖儿跟前。

“我×，吓得我半死！二毛摔得一动不动，嘴里哼唧，要我救他。”歪脖儿停下，又倒了杯水，继续说：“我当然救，不是他要杀我啊！”他拍拍胸脯，“我这人，是非分明！”

我问他，邱太德为什么要灭口，歪脖儿扶起焦二毛，让他说。

从八大胡同挑妓女，设法弄进济良所，再从济良所合法娶人，卖进七圣庵，这桩生意，邱太德已经做了很久。他从不亲自出面，办事的人都是犯了死刑的犯人，邱太德承诺，做成了买卖就让他们换个身份跑路。半年多来，邱太德暗中打点了济良所上下，做得干净利落，更何况，买人卖人的，全是假身份，几乎无从查起。

小知己在七圣庵撞破了事情，坚持要查，竟去找到邱太德报案，自己送上了门。焦二毛贪财，收了邱太德一千个大洋，不想事儿没办成，还败露了身份，“姓邱的平时对我们像兄弟，给钱从不小气，一出事马上变脸，太可怕……”焦二毛边说边咳，血溅了我一身。

我点上一根烟，塞到他嘴里，说：“抽两口，就没那么疼了。”

小宝检查了焦二毛的伤口，子弹从正面穿过肩胛骨，没伤到内脏，但失血过多。走之前，我又写了个条子，递给歪脖儿，告诉他，按地址去找这个地下诊所，待在那儿别乱跑。

回到西四，实在太累，我一觉睡了两天，醒来已经是5号中午了。起床后，我泡了壶铁观音，坐院里抽烟，和小宝商量，晚上去诊所找歪脖儿和焦二毛。邱太德这件事儿，只有带上证人去找警察厅勤务督察处[6]。

正聊着，院门开了，车夫十三拿着张报纸进来，说出事了。我打开报纸一看，头条报道——外二警区署长街头遭枪杀，凶手至今查无下落。报道里说，邱太德今早一出家门，在胡同里被人枪袭，中了四枪，当场毙命。据目击者说，杀人凶手是个歪脖子男人。

听我念完，小宝喷了一口茶，说：“×，这小子哪来的枪？”

“手里有钱，买枪容易[7]。”我点上烟，吸了几口掐掉，带小宝出门。

晚上，我和小宝去了那间地下诊所找歪脖儿。医生说，前天夜里，歪脖儿送来个中枪的人，自己走了。我问，送的那人呢？医生说，没救过来，死了。

回去的路上，我问小宝：“我这算不算买凶杀人？”

小宝叹了口气，说：“每回你拿钱办事，我都心疼。这回，是花得最值的。”

我一拍脑门：“嗨，一提花钱，还有件麻烦事儿，戴戴还在济良所呢！”

小宝大笑，说老金，这下你完了。

太爷爷查完这件案子半个月，当时的进步刊物《每周评论》19号（1919年4月27日）上发表了一篇李大钊的文章：《废娼问题》。里面提到，准许公娼制度，就是准许人身买卖，就是损害法律上的人身自由。

以制度提倡卖淫，当然不行，而小知己的案子，让我觉得，造成买卖妇女的，更多在于制度背后的人。本该保护合法妓女的警察成了人贩头子，救助妓女的济良所默默提供了合法贩卖的渠道，因为社会机构造成的畸形需求没有得到解决。

前阵子，徐浪调查过拐卖案。其中有类案子，以婚姻介绍的形式，拐卖妇女到偏远地区，称之为“合法”的婚姻移民。这背后，就是社会结构紧张造成的畸形需求。

有人建议，与其毫无策略地打拐，不如建立合法的婚姻介绍机构——疏导解决需求，缓解犯罪，是合理的思路。但若真的如此设置这样的机构，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周庸说，觉得我越来越悲观。我说是，但做我们这行儿的，若不悲观，就难以承受现实的沉重，若不先承受，又哪来勇气做点什么？

[1]妓院的日常管理者，称为掌班，其实就是老板。掌班一般是从前做妓女或老鸨的，生了女儿，还会留在妓院。女儿一般被称作小掌班，小知己就是三红班的小掌班。

[2]程小青是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第一人”，是“东方的柯南道尔”，他笔下的霍桑是中国版的福尔摩斯。他也是中国第一个翻译《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家。

[3]七圣庵地处今天北京西城区黑窑厂街，陶然亭北边，始建于1000多年前的宋仁宗时期。

[4]北洋时期，济良所因为审查不严，经常出现下列情况：狎客怂恿妓女投所，再从所里领娶妓女，随即抛弃，骗取财物。更有甚者，将领娶的女子转手卖掉，赚取差价。而济良所虽是由警察主管，却要依靠士绅阶层提供的少量经费维持，因此多以做“官媒”为收入。

[5]济良所内，为了矫正妓女的不良生活习惯，所女要按照严格的作息时间生活。据《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济良所的作息跟监狱差不多。

[6]北洋时期的京师警察厅，设有勤务督察处，由督察长和督察员组成，是对各区警署、侦缉队和派出所警察检查和监督的专门机构。并且，督察员有制服稽查和便衣稽查，以便调查真实情况。

[7]民国期间，持枪是合法的，凡是登记购买的枪支，属于公民个人财产，但政府对合法枪支定价很高，普通民众很难买得起。因此，私贩枪支也很猖獗。1918年，有北洋政府警察假扮买枪者，获得日本人私卖枪支的证据，发现当时一支十响毛瑟手枪配200发子弹，开价是400元。相比来说，国内自制的土枪要便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