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案 舞女情挑大世界 神偷显技黄浦滩（第5/5页）
我又递烟给她，她却突然掀起长裙，露出两条长腿。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从大腿上绑的皮带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我急忙侧身躲开，子弹打在墙上，砖屑一片乱飞。我转进墙角躲了一会儿，直到巷子里没了动静。我掏出怀表，往巷子里照了照，表壳上映出一个黑色的影子，一闪就消失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郑岫云。
4月4日，韩国临时政府在北京《晨报》发了声明，说自己和外滩暗杀事件无关：
“驻沪高丽临时政府，因上海新关码头所发生韩人暗杀田中大将未遂，误毙美妇案。各国舆情，对于韩人行动颇有怨言，特发出声明书一通，宣言该案与高丽无关……本埠高丽人民，非但认该事件为不幸，且以为系属暴行。”
老钟的人查清了郑岫云的真实身份。这女人真名叫郑仁美，父亲本是朝鲜官员，后随袁世凯去了北京。朝鲜被吞并之后，父亲回国，死在了朝鲜。郑仁美流落到上海，加入了义烈团，凭着自己的身份，被推举为行动的组长。为了买军火暗杀田中义一，她抢了福源钱庄。事后知道金条是朱葆三的，郑仁美担心被盯上，就找了个东北小偷去码头栽赃。
青帮的兄弟查到，郑仁美已经换了个身份，坐火车去了东北。老钟却说，不想再追她了。“仔细想想，倒有点可惜他们没打死田中那老头儿[15]。”
我沉默了一会儿，给老钟点着烟斗，说：“或许你是对的，谁知道呢？”
在太爷爷金木的笔记里，这件事算得上惊天动地——说他不小心改变了历史，也不过分。但这就是历史，亲历者不可能以因果眼光去看待事件中的自己。你不能随便说他是英雄，或者罪人。
这世上有种族，有国家，有边界，有派别，有信仰，有主张，但一切的前提是，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其他。
为了某种“道义”不择手段，牺牲自己，确实勇敢，但更多的却是一种狭隘。人一狭隘，就容易愤怒。一群人都狭隘，就容易闹出恐怖的事儿来。
现在，你可能会理解，我为什么讲了这个故事会想起9·11的事儿——因为害怕。
金木在后来的笔记中，提到过那个叫袁阿生的贼。他后来被人知道中了彩票，不少亲戚朋友上门来打秋风。他爱面子，来者不拒，不管真穷假穷，都帮上点。后来剩下1000块，碰见邻居家小孩生病，大手一挥全掏出来，给孩子请了个西医。讽刺的是，那邻居还是个巡警。
他毫不在意，落得轻松自在，又跑去当蟊贼了。
比起各路大盗贼，这小蟊贼，更叫人喜欢。
[1]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开设了函授学社，首先开设英文课。金木于1907年曾留学日本几年，精通日文，但英文较差，因此学过函授课程。
[2]即M1906袖珍型自动手枪。
[3]洋泾浜本为黄浦江的一条支流，清末成为英、法租界的界限。1915年，洋泾浜被填平，并入了两岸原有的小马路松江路和孔子路，成为全上海最宽阔的马路，定名为爱多亚路(Avenue Edward Ⅶ)，名称源自英皇爱德华七世。
[4]福源钱庄，本名协源钱庄。经宁波慈城人秦润卿经营后，成为上海钱业中资本最雄厚的一家。
[5]朱葆三（1848——1926），浙江定海人，上海总商会会长。创办多种实业，亦投资保险业，是上海工商界显赫一时的人物。“五四”运动之后，全国掀起反日浪潮，晚年朱葆三因亲日立场，被人指责卖国，不得不辞去上海总商会会长之职务。
[6]瓢把子，江湖黑话，指人的脑袋，也指帮派小头目或某区域小偷的头目。大一点的区域，还会有大瓢把子。按照规矩，在瓢把子管辖的范围内，小偷偷了东西，不能马上就卖就花，要先在瓢把子这儿保管三天。三天之内，要是失主有势力，找得急，还能物归原主；要是过三天没动静，那就能放心地花了。
[7]上海租界的华人便衣侦探，相比洋人侦探高鼻深目，华人便衣更容易隐蔽身份。
[8]《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令禁止彩票，但军阀割据，民国政府控制不了，各地军阀以“善后”“济实”“慈善”为名发行彩票，于是又流行开来。比较特殊的有救济水灾的“黄河彩票”、发展空军救国的“航空彩票”等，其中航空彩票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军民的爱国激情，鲁迅也曾撰文称赞。
[9]小黄鱼，当时民间对金条的称呼。一两、二两的金条称小黄鱼，更大的金条叫大黄鱼。
[10]当时上海滩的权贵、富豪，主要开别克、福特、凯迪拉克等车型。1924年，逊帝溥仪从北京亨茂洋行购买了一批轿车，其中就有一辆别克四门六缸豪华轿车，此车售价3400大洋。
[11]清末民初的上海，并无合法的日租界，日本人一直要求签约，并往公共租界移居侨民。除了老实勤恳的普通日本人，就是有军方背景的日本浪人，名义上是“维护”侨民的利益，暗中寻找侵华的借口。
[12]《外滩新新报》为上海报人钱芥尘创办，1920年创刊，1926年停刊。主要登载外滩的新闻轶事、轮渡航班时刻表、传奇故事等。
[13]1919年3月，玄楯等人在上海法租界宝昌路（今淮海中路）设立临时事务所，组筹临时政府，4月正式成立，并将1919年定为大韩民国元年。
[14]田中义一（1864－1929），日本大正、昭和期间的政治家及军人，第26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15]上海袭击事件发生五年后，也就是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公然将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会后田中义一向天皇提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的根本政策》（也就是所谓田中奏折），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对于此奏折的真伪，学界一直有争议，尚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