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案 猪市大街见杀机 金鱼胡同惨灭门（第7/7页）

1923年夏天，清宫内频发盗窃案，6月底，建福宫发生大火，后调查是太监所为，末代皇帝溥仪一怒之下，于7月16日中午下令裁撤太监，当天即将700多名太监驱逐出宫。大部分太监在北京没有家，只得露宿街头。后来，很多太监被安置在地安门雁翅楼，和流落北京的难民境况一样

回到家，我和助手小宝说起遇见的太监。他问我，还记不记得民国八年（1919年）那些丢了宝贝的太监？我说记得，前阵子还听说那个叫赖小辫的太监结婚了，娶了个妓女。

那赖小辫是天津人，小时候家里闹水灾跟父亲逃荒到北京，在天桥混流氓，一心想入宫做太监，觉得有地方落脚能踏实。

小宝说，他也有五十多岁了，这下算踏踏实实落在北京了。

我点上烟抽了一会儿，说：“世道和人天天变，什么叫踏实呢？”

我拿起桌上的报纸给小宝看，“大总统被赶到天津去了[11]，这回北京地盘八成是又要换主子了。”

在金木留下的笔记本里，夹着一些民国十一年（1923年）的杂志剪报，都是当时的“社会”评论。

就像故事里提到的“罗曼蒂克”，“社会”一词，是当时的新文化用词，来源于日制汉语对society一词的翻译。

如此密集的社会评论，是有原因的。民国早期，经济有过一段持续增长，到了1920年，北洋政府内部掐架，军阀火并，经济也不行了。各种“社会”问题突然升温，所谓“阶层”或“阶级”意识愈加明显。

严复曾认为，society应该翻译成“群学”更恰当，很有道理。社会是网状和链条式的，没有哪个问题是非黑即白的。

每个角色都以自己为中心观看，信息片面，人人都有自己的归因方式。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将一切归因于小明的“背叛”，提出解决办法：杀人。

《出租车司机》中的崔维斯，将一切归因于犯罪分子，他要“拯救”少女，却陷入一个新的荒诞中。

灯市口灭门案里，杨小松把问题归因于他与城里人的差距，解决办法是“干大事”。

干大事是危险的。

2015年，中国流动家庭在全国占比已接近20%，大城市像吸铁石，大量省份的人口被吸附，无数人的故乡消失。

我采访过一个南方山村的年轻人，他说，自己第一次去上海，“觉得上海人走路飞快，我就让自己也使劲快走，不能落后。”

传统的宗族系统瓦解，城市是人们重新获得安全感的地方，也是引发心理落差和恐慌的地方。

大城市经济上接纳外来者，却在社会上排斥，结果就是疏离和冲突。

所谓歧视，是有差别地看待，是以偏概全的见解和评断。本地人排斥外地人，是歧视；外地人预设本地人不好，也是歧视。

写《中国在梁庄》的梁鸿在书中提到“知识鸿沟”的说法：

“知识上的鸿沟和数字鸿沟一样，是隐形的，只是会在一些事的节点上爆发出来，形成城里人和农村人的隔阂，使双方都产生仇恨心理，最后，人民和人民火并起来了。 ”

用现在的词来说，100年前的杨小松算是个“留守儿童”，他对城市有种热切的期望，遭遇挫败时，便想通过“干大事”来改变命运。

有件事一直没跟大家讲过，其实金家祖上是河南籍，从太爷爷上一辈才去的北京。

世道变迁，人在流动，你说我算河南人还是北京人呢？一点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果再出现些张小松、刘小松、高小松，家家装100个防盗门也没用。

[1]民国时期，称温度计为寒暑表，当时的温度计量方法和现在一样，分摄氏度和华氏度两种。

[2]莫理循大街即王府井大街。莫理循，澳大利亚记者，政治家，1912年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出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一直当到第四任总统徐世昌任职时期。袁世凯称帝后，将“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理循大街”，该英文街道名一直保留到1949年。

[3]1920年代，现代法医学和刑侦方法已在重大案件中使用，金木笔记中记录的1924年发生在奉天的案子，就曾使用指纹学破案。按照一般法医经验，喷溅血液是由于人体的动脉血管破裂，破裂处血液在动脉血压作用下向外喷溅形成的，典型的形态是在一定面积内呈均匀圆点状分布，其面积大小与破裂的动脉血管径成正比，而与喷溅的距离成反比。细小的喷溅血迹，可以推断动脉破裂较小，或出血较慢。

[4]清末民初，北方有不少普通家庭已开始使用玻璃。20世纪20年代以前，玻璃还很贵，大扇玻璃窗并未普及，很多家庭在窗户上安装小块玻璃，称之为“玻璃眼”。

[5]《侠隐记》即法国作家大仲马写的《三个火枪手》，出版于1844年。小说的背景设在17世纪，记录了年轻人达达尼昂离家前往巴黎，加入火枪队的故事。达达尼昂提出了座右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火枪手们都遵循这个原则。1907年，中国人伍光建翻译为《侠隐记》。

[6]清末民初，专门“趁主人锁户外出，裂锁而入者”的盗窃行为，称为“吃恰子”，所谓“恰子”，即江湖黑话中的锁具。

[7]河南自古以来就经常遭遇水旱灾害，1922年春天，杨小松老家商丘一带遇到大旱，造成严重饥荒。《大公报》报道：“归德、陈州等处，确有饿毙之人，烹食之事。”

[8]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根据上海大学生闫瑞生谋杀妓女王莲英的真实案件改编，还原了真实的杀人场面，在当时引发极大震撼和争议。该片1921年7月1日在上海上映，首日票房收入就高达1300块大洋。

[9]羊霜肠也叫羊霜霜、羊肚，北京传统小吃。卖羊霜肠的小贩在叫卖时，都呼：“羊肚开锅！” 当年，羊霜肠就像豆汁儿那么普及，庙会上、市场上、街道上都有卖的。

[10]过去北京的刑场，明朝设在西四牌楼，清朝设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中华民国成立后废除了用刀杀人，刑场改设在南纬路东端路南的先农坛墙根儿。

[11]1923年6月，曹锟派人恐吓大总统黎元洪，迫使黎元洪逃往天津，交出大总统印并签署辞职书。又通过大批收买或威胁国会议员，于1923年10月6日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