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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格蒂是个混蛋，”他说，“世界一流的混蛋。他是个贼，爱喝酒，偶尔还强奸女人。他没被开掉的唯一理由就是塞德尔情报网。总部打算连哄带骗地让他放手，好把塞德尔交给新来的人接管。我是第一个新来的。哈格蒂决定好好治治我，因为我把他的情报网给抢走了。”

他讲了哈格蒂常常刻意侮辱他，连续不断地让他在夜里和周末值勤，还把不怀好意的报告回传到哈格蒂在总部的支持者圈子里。

“起初，情报网的任何事他都不跟我说。后来总部痛批了他一顿，于是他就把全部情况都告诉我了。整整十五年的全部情况。所有人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甚至包括那些已经殉职的情报员。他给我送来一堆堆小山似的文件，全都做了重点标记和交叉索引。看看这个，记住那个。她是谁？他是谁？注意这个地址，这个名字，这些掩护身份，还有这些暗号。逃脱程序。撤离点。无线电使用的识别代码和安全程序。然后他还会考我。把我带到安全屋，让我坐在桌子对面，盘问我。‘你还干不了这个。只有等你把情况弄得一清二楚，我们才能派你进去。这个周末你最好待在这儿，多下点功夫。星期一我再来考你。’情报网就是他的命。他想让我感觉到自己不够格。我感觉到了，而且我也确实不够格。”

但总部并没有屈服于哈格蒂的威吓，本也没有。“我让自己进入了考试的状态。”他说。

随着本和塞德尔第一次会面的日子渐渐临近，他自编了一套助记法和缩略语，以便掌握情报网十五年的历史。他没日没夜地坐在柏林站总部的办公室里，画了许多意识图和联络图，想出了许多套方法用来记住情报员、下属情报员、送信人以及合作者的化名、掩护身份、家庭地址和工作地点。然后他把自己整理出的资料写在普通明信片上，只写一面。在明信片的另一面，他写的是只有一行字的主题，比如“情报投放点”、“工资”、“安全屋”。每天晚上回公寓之前，或是躺在站里病号室的床上直直腰的时候，他都会跟自己玩一把记忆游戏。先把明信片面朝下放在桌上，然后把他能记住的信息和反面的资料进行对比。

“我睡得很少，不过这对我来说是常事，”他说，“那一天快来到的时候，我压根就不睡觉了。一整夜我都在死记硬背，然后躺到沙发上瞪着天花板。等到爬起身的时候，我什么都没记住。脑子像是瘫痪了一样。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桌旁把脑袋埋进手里，开始问自己各种问题。‘如果掩护身份是玛格丽特二号的情报员认为自己受到监视了，他该跟什么人联络，怎么联络，联络对象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答案是一片空白。”

“哈格蒂溜达进来，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挺好’。说句公道话，他当时祝我好运来着，而且我觉得他是真心实意的。我原以为他会问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准备跟他说见鬼去吧。但他只说了一句‘Komm gut Heim’55，还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把卡片揣进了口袋。别问我为什么。我害怕失败。我们做什么事都是因为这个，对不对？我害怕失败，我恨哈格蒂，哈格蒂把我折磨得够呛。带着卡片的理由我还能说出两百多个，但没有一个能帮上忙。也许这就是我自行了断的方式吧。我挺喜欢这个想法。我带着卡片，过了边境。我们开着一辆特别改装过的豪华轿车。我坐在后座上，我的替身藏在座椅底下。当然，东德警察是不能搜查我们的。尽管如此，在急转弯的时候和替身换人还是件非常危险的事。你差不多就得从车里滚下去。塞德尔给我准备了一辆自行车。他特别相信这玩意儿。以前他在英国当战俘的时候，警卫就常常借自行车给他用。”

史迈利已经给我讲过这个故事了，不过我还是听本又讲了一遍。

“我的卡片装在夹克口袋里，”他接着说道，“夹克的内袋。那天柏林热得要命。骑自行车的时候我好像把夹克敞开了。我也搞不清了。我努力去回想，有时候觉得自己解开了扣子，有时候又觉得没解。拼命去回忆一件事情的时候常常会这样，你回忆起来的情况什么可能性都有。我提前赶到接头地点，查看了附近的车辆，做了要做的那老一套，然后就进去了。那时候我什么都能想起来。身上带着卡片还真起了作用。我根本用不着它们。塞德尔挺好，我也挺好。我们办了该办的事，我向他介绍了情况，给了他一些钱——全都和沙拉特训练时一样。我骑车回到要上车的地点，扔了自行车，跳进轿车。等到我们越过边境进入西柏林，我才意识到卡片没了。我感觉不到卡片的分量了，也可能是感觉不到卡片在口袋里硌着，或者是别的什么。我顿时着慌了，不过我一直都是这样——内心深处，我始终都很恐慌。我就是这样。当时只不过慌得更厉害一些而已。我让他们开车把我捎到公寓，然后打了塞德尔的紧急号码。没人接听。我又打了撤离点的电话。没人接听。我又试了临时替班的号码——是个女的，名叫洛特——还是没人接。我坐上出租车直奔滕珀尔霍夫机场，小心翼翼地办了出境，然后就到这儿来了。”

突然间，我能听到的只有斯黛芬妮的音乐了。本的故事已经讲完。一开始我还没意识到故事只有这么长。我等着，两眼盯着他，指望他继续往下说。我原以为最起码得是被绑架了——野蛮的东欧秘密警察从车后冒出来，用小沙袋把他打昏，把浸过氯仿的面罩捂在他脸上，把他的衣袋翻了个遍。渐渐地，我才明白过来他讲述的经历简直平庸得可怕：丢掉一个情报网竟然如此容易，几乎像是弄丢了一串钥匙、一本支票簿，或是塞在胸前口袋里的一条手帕。我多么希望听到更体面一点的理由，可是他根本给不了我。

“那你最后带着卡片是什么时候？”我傻乎乎地问道。我好像是在跟一个弄丢了课本的小孩子说话，但本并不介意。他一点自尊都没有了。

“卡片？”他说，“可能是骑自行车的时候。也可能是从车里滚出来的时候。也可能是回到车上的时候。自行车配着一把能锁住车轮的链条锁，我得弯下腰才能上锁、开锁。可能是在那时候。丢什么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找到东西之前，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弄丢的；找到以后，那可就太清楚了。但这一次我没有以后。”

“你觉得有人跟踪你吗？”

“我不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想问问他，给我的那封情书是什么时候写的，但我没勇气开口。再说，我觉得我也是知道的。应该是在哈格蒂把他整得最厉害的时候，他感到很绝望，猛喝了一通酒。其实我希望他能对我说，他根本没写过那封信。我想把时钟往回拨，让一切都回到一个星期之前的状态。但是这些简单的问题已经随着简单的答案一起消失了。我们的少年时代已彻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