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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她又挂心起那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那是他们给她用来贴在申请表格上的。她看到过的就只有那几张一模一样的照片。现在，她真希望有一张留在身边，当时却没想到，真蠢，她竟以为很快就能见到本人。那几张照片在她手上只停留了不到一个小时！她带着照片，急急冲出大使馆，赶往主管部门；而离开时，那些照片已进入了另一个官僚作业的流程之中。但她曾仔细端详！天哪，她曾仔仔细细地端详每一张照片，不管是不是都一模一样。在地铁上，在等候室里，甚至在走进各主管部门之前的人行道上，她都盯着女儿那几张了无生气的照片，尽力想在那毫无表情的灰暗阴影中，找出她曾深爱过的那个男人的踪迹。但失败了。一直以来，她每次鼓起勇气怀想，总是想像成长中的孩子明显有着葛利克曼的形貌，如同刚出生时那般。如此生气蓬勃的男子，不可能不深深烙下永久的印记。然而，欧斯特拉柯娃在照片上却找不到葛利克曼的丝毫印迹。他一贯旗帜鲜明地标榜自己的犹太身份，俨然成为他孤军革命的一部分。他不是东正教徒，他甚至没有宗教信仰，他厌恶欧斯特拉柯娃暗自保有的虔敬态度，程度不下于他对苏联官僚体系的厌恶——尽管他还是借用欧斯特拉柯娃的火钳，烫卷鬓角，把自己弄得像个哈西典教徒3，但他说，这只是为了凸显当局的反犹太政策。然而，从照片上，欧斯特拉柯娃看不到他的任何一滴血缘，看不到他的任何一丝火光——虽然照那名陌生男子的说法，他的熊熊烈火已令她永志难灭。

“如果他们挖出尸体来拍了这些照片，”欧斯特拉柯娃在她的公寓中自言自语，“我也不会觉得惊讶。”经过这透彻的观察，她首次说出了心中日渐加深的疑虑。

在仓库辛勤工作，在狭小的公寓独坐度过漫漫长夜，欧斯特拉柯娃绞尽脑汁想找出一个能信任的人，一个不谴责也不赦罪、能明了她这一路走来的崎岖的人，最重要的是，不会对外泄露而致破坏了她与亚莉珊卓团聚机会的人——他们已让她明白，轻举妄动绝对会破坏团聚的机会。然后，一天晚上，不知是上帝或她自己，从记忆中找出了答案：将军！她想着，从床上坐起身，点亮了灯。欧斯特拉柯夫曾亲口对她提起这个人！那些流亡团体简直是一场大灾难，他总是这样说，你一定要远远躲开他们，像远离瘟疫一般。你惟一能信任的只有瓦拉狄米尔将军。他是个老魔头，爱玩弄女人；但他是个男子汉，他有关系，而且知道如何闭紧嘴巴。

但欧斯特拉柯夫说这些话，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就算是老将军也不可能长生不老吧。更何况——瓦拉狄米尔姓什么？她从来就不知道。就连瓦拉狄米尔这个名字——据欧斯特拉柯夫告诉她——也是他加入军队后才取的；因为他的真名是爱沙尼亚名字，不适合在红军中使用。尽管如此，第二天，她还是到了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4旁边一家可以打探苏联侨民消息的书店，开始了第一次的查访。她问到了一个名字，甚至还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没有地址。电话已经停用了。她到邮局，连哄带骗地请求帮助，最后终于拿到了一本一九五六年的电话指南，上面列出了“波罗的海自由运动”的名衔，还有一个位于蒙帕纳斯5的地址。她可不笨。她搜寻那个地址，发现至少还有其他四个组织列名在同一个地方：里加（拉脱维亚首都）团体、苏联帝国主义受害者协会、自由拉脱维亚之四八委员会、塔林（爱沙尼亚首都）自由委员会。她仍清楚地记得欧斯特拉柯夫对这些组织的严厉批评，虽然他还曾付过会费。纵然如此，她还是到了那个地址，按了门铃。那幢房子与她平常去的那些小教堂没什么两样：奇特古趣，而且总是门户紧闭。最后，终于有个白俄老人来开门，他穿着开襟毛衣，纽扣扣得歪歪斜斜，拄着手杖，露出高人一等的神情。

他们走了，他说，“手杖敲着铺鹅卵石的路面。搬出去了。结束了。更大规模的团体把他们给赶出这一行了，他笑着加上一句。他们人太少，组织又太多，他们像小孩子一样争吵不休。难怪沙皇会被打败！”这位白俄老人装了一口不大合适的假牙，稀疏的头发将将盖住头皮，掩藏他的秃顶。

“但将军呢？”她问，“将军到哪里去了？他还活着，或者——”

白俄老人挤出不自然的笑容，问这是不是公事。

“不是的。”欧斯特拉柯娃狡黠地说，她记起将军有着爱拈花惹草的名声，试着装出羞涩女人的微笑。白俄老人大笑，牙齿喀喀作响。他又是一阵大笑，说：“噢，将军！”然后，他拿来一张卡片，紫色的戳印盖着一个伦敦的地址，交给了她。“将军本性难移，”他说，“就算上了天堂，他也会追着天使，把她们搞得鸡犬不宁，绝对会。”那天晚上，在周遭的一切都沉睡之后，欧斯特拉柯娃坐在死去丈夫的书桌旁，写信给将军。她以法文而非俄文写就，好让自己保有更加超然的感觉，而信中的笔调，更是孤寂的人们面对陌生人才可能吐露的坦率心声。她告诉将军，她对葛利克曼的爱，而知道将军就像葛利克曼一样爱过女人，让她觉得很宽慰。她即刻坦承，自己是以间谍的身份到法国，同时也说明，她曾为了自己的自由，付出卑劣的代价，拼凑出两篇琐碎无聊的报告。那是违心之事，她说；虚构与谎言，她说；毫无内容。但是那两篇报告的存在，以及她亲手签名的承诺，已为她的自由铐上沉重的限制。接着她谈到了自己的心声，她到各个苏联教会向上帝祷告的事。自从那个姜色头发的陌生男子找上她之后，她的日子就变得虚妄不实；她觉得自己的生活缺乏一个自然合理的解释，就算那样的解释可能令人痛苦。她毫无保留地对他述说，无论她的罪恶感有多么深重，这些感受与她努力把亚莉珊卓带来西方无关，而是因为她决定留在巴黎，照顾欧斯特拉柯夫直到生命的尽头——在欧斯特拉柯夫去世之后，她说，苏联当局说什么也不让她回去；她使自己成为一个叛徒。

“但是，将军，”她写道，“如果今夜我能当面见到造物者，倾诉我心灵最深处的一切，那么，我告诉他的，将会是我现在所要告诉你的事。我的孩子亚莉珊卓在苦痛中出生。日以继夜，她不断与我搏斗，我也一直与她奋战。就连在子宫中，她都是她父亲的孩子。我没有时间去爱她；我只知道，她是她父亲所造就的一个犹太小斗士。但是，将军，我却知道：照片上的人，既非葛利克曼的孩子，也非我的孩子。他们故意偷天换日，一方面是以为这个老女人很愿意上当，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出于他们可恨的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