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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站的地方，史迈利记得——我们三个，在那天下午。托比和我自己就像拖船一样，拉着我们之间的老战舰。不动产经纪人的介绍里说这是“阁楼”。

“没指望。”总是第一个开口的托比·伊斯特哈斯以带匈牙利腔的法文说，他已转身开门，准备离开。“我觉得糟透了，我的意思是，我应该先来看上一眼的，我真是个白痴。”瓦拉狄米尔没有动静，托比说：“将军，请接受我的道歉。这真的是太无礼了。”

史迈利也加上自己的担保。我们可以为你做得更好，瓦拉狄，好得多，只要我们坚持到底。

但老人的眼睛望向窗外，就像史迈利现在一样，望向栏杆外林立的烟囱顶管，与层层叠叠的瓦砌山形屋顶。突然，他用戴了手套的手掌拍着史迈利的肩膀：“你最好把钱省下来对付莫斯科那些猪猡，麦斯。”他建议说。

泪水淌下双颊，但脸上的微笑依然坚定，瓦拉狄米尔继续凝望着莫斯科的烟囱，怀抱着有朝一日再度生活在苏联天空下的褪色梦想。

“到此为止。”最后他以法文下令道，仿佛下达坚守最后防线的命令。

一张狭小的睡椅靠墙摆放，一只烹调铃放在窗沿上。从油灰的气味，史迈利猜想老人努力靠自己维持房间的洁白，用油漆去除房间的湿气，填补裂缝。在他用来打字与吃饭的桌上，放了一部老旧的雷明顿打字机与两本破旧的字典。他的翻译工作，他想，一些微薄的额外收入，贴补他的养老金。他手肘往后扶背，仿佛脊椎有毛病似的，史迈利尽力克制自己激荡的心绪，代之以惯常面对死去情报员的固定仪式。一本爱沙尼亚《圣经》放在床边的松木置物柜上。他仔细地查看置物柜内部，然后整个翻倒过来，搜寻纸张或照片的踪迹。从拉出的橱柜抽屉里，他找到一瓶提振性功能的回春药丸，和三个嵌在铬条上的红军英勇奖章。要掩饰的何其多，史迈利想，不禁怀疑，瓦拉狄米尔和他那许多情妇们到底如何能挤在这么小的一张床上。一张马丁·路德的画像挂在床头。旁边是一张彩色照片，名为“古老塔林的红屋顶”，瓦拉狄米尔一定是从什么东西上撕下来，贴在硬纸板上。第二张照片是“卡萨利海岸”，第三张是“风车与倾圮的城堡”。他仔细地查看每一张照片的背后。床边的灯吸引了他的目光。他试试开关，发现不亮之后，他拔下插头，旋下灯泡，搜寻木头底座，但一无所获。只是个坏掉的灯泡，他想。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悲鸣，让他急忙后退，背抵墙边，但一镇定下来，他就发现，那不过是陆生海鸥的叫声——那一整群定居在烟囱管周遭的移民。他的目光再次越过栏杆，望向街道。那两个闲荡的人已经离开。他们正走上来，他想，我先发制人的优势已经结束了。他们一定不是警察，他们是刺客。那辆有着黑色挎斗的摩托车，就那样停在那，无人看管。他关上窗户，心想，不知有没有专为死去情报员所设的英灵殿，让他可以和瓦拉狄米尔相聚，弥补一切；他告诉自己，他已活过漫长的一生，这正是结束的时刻。但有那么一瞬间，他自己并不相信。

桌子的抽屉里有空白的纸张，一个订书机，一支旧铅笔，一些橡皮圈，和最近一季的电话账单，还没付清，总额是七十八英镑，令他非常吃惊，以瓦拉狄米尔简朴的生活状态来说，这笔金额高得超乎常理。他打开订书机，什么也没发现。他把电话账单放进口袋，留待稍后研究，同时继续搜查。他也知道，这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搜查，真正的搜查得要三个人花上好几天工夫，然后才能确定地说他们已找到要找的东西了。如果说他找的是某些特定的东西，那么可能就是通讯簿或日记，或用来做这些用途的东西，就算只是一小张纸也好。他知道，有时候老情报员，即使是最顶尖的也一样，就像老情人；当岁月悄悄袭上身，他们会开始自欺欺人，原因是害怕权力离他们而去。他们假装仍拥有记忆中的一切，私底下却努力抓住青春活力，他们会暗地里写下一些东西，通常是用自创的密码，但对于熟知这套把戏的人来说，只消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就可以破解开来。联络的姓名与地址，下属的情报员。没什么是神圣至善的。都是例行公事，会面的时间与地点、化名、电话号码，甚至是以社会安全号码与生日拼凑成的安全密码也一样。在史迈利的时代，他曾见过整个网络因此而陷入危险，只因为某个情报员不敢再信任自己的脑袋。他不相信瓦拉狄米尔会这样做，但什么事都有第一次。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他正站在老人曾称之为厨房的地方：瓦斯管环在窗台上，一个自制的小食品柜，上面钻了孔，以便空气流通。我们这种自己下厨的男人只能算是半吊子，他想像他卷起袖子，托出炖锅与煎锅，在辣椒与干红椒里忙得团团转。在屋里的其他任何地方——甚至在床上——你都可以让自己与世隔绝，读你自己的书，让自己相信离群索居是最好的事。但在厨房里，却充斥着犹有不足的刺眼迹象。半条黑面包，半条劣质香肠，半个洋葱，半瓶牛奶，半个柠檬，半袋红茶，半个人。他把所有能开的东西都打开来，他用手指探进干红椒里。他发现一片松脱的瓷砖，便剥了下来；他旋下煎锅的木柄。正准备拉开小衣橱时，他停了下来，仿佛再次倾耳聆听，但这一次，吸引他的是他眼中所见之物，而非他耳中所听见的声音。

食品柜上有一整条高卢牌凯帕罗（法国烟名）香烟，这是瓦拉狄米尔在没有苏联烟抽时的最爱。香烟倒了出来，他注意到，并读着上面不同的文字。“免税品”。“滤嘴”。标示着“输出品”与“法国制造”。玻璃纸包装。他把烟拿下来。一条里原有十包，但有一包已不见了。在烟灰缸里，有三根相同牌子的烟蒂。在空气里，除了食物与油灰的味道之外，现在他也闻到了法国烟淡淡的香味。

而且，口袋里没有半根烟，他回想。

史迈利用两手握着蓝色的包装盒，缓缓转动，想了解其中隐含的意义。直觉——或更好一些，是浮出表面的潜在认知——让他立即感觉到，这香烟有些不对劲。不是外观。不是盒里塞进了小型照相机、高爆破力或软头子弹，或其他这类老掉牙的把戏。

纯粹只是这条烟出现的地方，在这里而非其他地方，不对劲。

这么新，一尘不染，一包不见了，三根烟蒂。

而且，他口袋里没半根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