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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斯特拉柯娃夫人，请让我进去。我是来帮你的。”

欧斯特拉柯娃觉得一切都要结束了，她审慎地扣着已死丈夫那把手枪的扳机，迈着坚定但痛苦的步伐前进，走到门边。她横着蟹行前进，脚上没穿鞋子，而且并不信任那个鱼眼窥孔。她绝对不相信那个窥孔只能由里而外单向窥视。因此，她在房里迂回前行，希望能避开窥孔的视线。行经欧斯特拉柯夫那张模糊的照片时，她不禁深深怨恨他如此自私地早死，而不能活着保护她。接着她想：不，我已经渡过险境。我有了自己的勇气。

她的确有勇气。她正准备作战，每一分钟都可能是她的最后一分钟，但痛苦已消失，她的身体已准备好随时为葛利克曼而战，一直如此，她可以感觉到他的能量像援兵驰至般涌入她的四肢。她有葛利克曼在身边，她无须祈求，就能记起他的力量。她相信这是圣经的旨意，他永不餍足的做爱，都是为了在此刻激励鼓舞她。她有着欧斯特拉柯夫的平静与欧斯特拉柯夫的荣誉，她有他的枪。但她奋不顾身、孤注一掷的勇气，毕竟是她自己所有的，这是一个被激怒、被剥夺而愤恨不已的母亲的勇气。亚莉珊卓！来杀她的人，就是羞辱她秘密生女的那些人，就是杀了欧斯特拉柯夫与葛利克曼的那些人，如果她不能出手制止，他们也会杀了整个可怜的世界。

她只希望在开枪之前能瞄准目标，她知道，只要门还关着，锁链和窥孔还在原处，她就能非常近距离地瞄准——越近瞄准越好，因为她对自己的枪法实在不敢自夸。她把手指放在窥孔上，不让他们看进屋里，然后她把眼睛贴近，看他们在哪里。她首先看到的是她自己的那个笨蛋管理员，靠得非常近，在扭曲的镜片里活像个圆滚滚的洋葱，在楼梯平台瓷砖的光影照耀下，顶着一头绿色头发，一个巨大橡胶似的微笑和一个鸭嘴样的鼻子。欧斯特拉柯娃突然想到，那较轻的脚步声想必是她——轻快，就像痛苦与快乐，总是与先前或随后而来的事物息息相关。她看见的第二样东西，是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男士，在窥孔的镜片里，肥胖得像米其林轮胎的大力士。在她观察他时，他一本正经地摘掉像屠格涅夫53小说里提到的草帽，握在身旁，像刚听到自己的国歌奏起时那样。她从这个动作推论，这个小个子男士是要告诉她，他知道她很害怕，也知道被盖住的脸孔是她最害怕的，因此，露出脸来，也是一种表达善意的方式。

他的静默与庄重，有一种忠实顺从的味道，就像他的声音，让她再次联想起欧斯特拉柯夫；窥孔的镜片或许让他看起来像只青蛙，但无法扭曲他的举止。他的眼镜也让她想起欧斯特拉柯夫，他仰赖眼镜，一如跛子仰赖拐杖。心脏猛烈跳动，眼光却依旧冷静的欧斯特拉柯娃，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她仍然把枪抵在门上，手扣在扳机上，考虑着是否该在此时此刻，隔着门开枪杀他——“替葛利克曼报仇，替欧斯特拉柯夫报仇，替亚莉珊卓报仇！”

疑神疑鬼的她已准备相信，是他们刻意挑选了这个看来颇具仁慈风范的人，因为他们知道欧斯特拉柯夫就是一个肥胖却不失高贵尊严的人。

“我不需要帮助。”欧斯特拉柯娃最后终于决定回答，然后恐惧万分地观察他对这句话的反应。但就在她观察之时，那个笨蛋管理员却决定要径自开口大叫。

“夫人，他是个绅士！他是英国人！他很关心你！你病了，夫人，整条街的人都被你吓坏了！夫人，你不能再这样把自己锁在里面。”停顿一下。“他是个医生，夫人。是不是，先生？有名望的精神科医生！”然后欧斯特拉柯娃听到那个白痴低声对他说：“告诉她，先生。告诉她，你是医生。”

但陌生人不赞同地摇摇头，回答说：“不，这不是真的。”

“夫人，开门，否则我要叫警察了！”管理员大叫，“苏联人，搞这种丑事！”

“我不需要帮助！”欧斯特拉柯娃又说一次，更加大声。

但她心知肚明，比起其他任何事物，帮助，正是她此刻最需要的。没有帮助，她无法动手杀人，就像葛利克曼一样。即使是那个恶魔亲自出现在她眼前，她也无法杀任何女人的孩子。

在她持续的警戒中，那个小个子男人缓缓地跨前一步，让他的脸，活像在水里扭曲的脸，占满整个窥孔；她第一次看到那张脸上的疲惫，藏在眼镜后面布满血丝的眼睛，眼镜下方的沉重阴影；她感觉到他对自己的热心关怀，无关死亡，而是关乎生存；她感觉到自己看见一张关切忧心的脸，而不是早已忘却悲悯为何物的脸。那张脸继续往前靠，信箱的啪嗒一声，几乎令她错误地扣下扳机，这让她不寒而栗。她感觉到手掌的痉挛，就在即将扣下扳机的那一瞬间突然住手，然后从门垫上捡起信封。这是她自己的信，寄给将军的信，她的第二封信，诉说：“有人想杀我”，用法文写的。但她仍不愿轻言相信，她宁愿怀疑那封信是个诡计，他们拦截了这封信，花钱买，动手偷，或使尽任何手段。但看见自己的信，认出开头的字句与绝望的语气，她顿时对尔虞我诈感到全然的厌倦，她厌倦不信任，厌倦在满心期待善意之时犹不断揣度恶意。她又听见那个胖男子的声音，学得很好的法文，但有些生疏，让她想起她从隐约记得的学校里学到的押韵诗。如果他所说的是谎言，那么这就是她一生中所听过最狡猾诡诈的谎言了。

“魔术师死了。”他说，呼出的气息让鱼眼窥孔蒙上一层雾气，“我代替他，从伦敦来帮助你。”

此后的几年，也很可能是终此一生的岁月里，彼得·吉勒姆都不断述说这天傍晚他返家的故事，尽管坦诚相告的程度有所不同。他特别强调，这天的情况很特别。第一，他那天脾气很坏，一整天都如此。第二，因为他对英国财政收支失之轻率的评论，让大使在每周例行的会议中公开指责他。第三，他刚新婚不久，年纪非常之轻的妻子怀孕了。第四，她打电话来的时机不巧，就在他刚解完圆场传来的一封既长又极度无聊的密电之后不久。他们第十五次告诫他，除非事先获得总部的书面许可，否则不，不可以在法国土地上进行任何行动。第五，当时正是整个巴黎陷入定期发作的绑架恐慌时节。最后，众所周知的，圆场派驻在巴黎的主任职位，是专为行将入土的官员所准备的葬仪展示场，平常所做的无非是偶尔与一大堆非常腐败、非常无趣的法国情报部门官员餐叙，他们花在搜集彼此情报的时间，还比对假想敌进行谍报工作来得多。事后吉勒姆坚称，任何人在指控他过于急躁鲁莽之前，必须先将所有的这些因素列入考量。值得一提的是，吉勒姆是个身强体健的人，有一半法国血统，但较具英国本色；他身材瘦高，也几乎可以称得上非常英俊。然而，即便他使尽全力奋战，毕竟也已年近五十，少有实务人员能跨越这个年龄的门槛，继续活跃在专业领域中。他有一辆全新的德制保时捷轿车，但有点儿丢脸的是它以外交人员的优惠价格买进的，尽管大使高声反对，他仍把车停在大使馆的停车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