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上海特快车（第7/8页）

“没有。没有详细解释。我告诉过你了。老爸问了，他只是说‘死了’，好像死掉的是一条狗似的。谈什么手足之情。老爸不知所措。他听了差点心碎，德雷克却无动于衷。‘我没有弟弟。纳尔森死了。’亏老爸还替纳尔森祷告，是不是啊，老爸？”

这一次轮到老人开口。在暮色中，他的语气显著加强。

“我为纳尔森祷告过，现在还是为他祷告，”他口气直率，“他在世时，我祈祷希望他能为这世界服务上帝。我相信他有心成就一番大事业。德雷克呢，他到哪里都能应付。他骨头硬。我以前常这样想，主生教会门前的蜡烛不会白烧，如果纳尔森·柯能成功为中国打下正义公理社会的基础的话。纳尔森喜欢称之为共产主义，随他去。不过在漫长的三年里，你母亲和我为他灌注的是基督教的爱心。朵乐丝，我不愿你这么说，也不愿任何人说上帝的爱火能被熄灭，永远不再燃烧。政治没有办法熄火，刀剑也没办法熄火。”他长长吸了一口气。“现在他死了，我为他的灵魂祷告，如同我为你母亲祷告一样，”他说，奇怪的是口气不再那么笃定，“如果那样说算是说教，我也无所谓。”

康妮其实已经起身准备离去。她知道极限所在，她眼光敏锐，很害怕狄沙理斯持续猛攻下去。然而嗅出线索的狄沙理斯全然不顾极限。

“所以说，是惨遭横祸喽，对不对？政治和刀剑，您刚才说的。哪门子政治？是德雷克告诉您的吗？您也知道，真正动刀剑杀人的事件相对罕见，我认为您有所隐瞒！”

狄沙理斯也站着，但他站在希博特先生身旁，向下对着老人的白头喋喋不休地问话，仿佛是在沙拉特表演短剧，模拟讯问手法。

“多谢你热情款待，”康妮对朵乐丝说，感情溢于言表，“真的，收获比我们想像的还丰富，相信对受封骑士有所帮助。”她说，话中充满了对狄沙理斯的暗示，“我们这就告辞了，真心感谢两位。”

然而这次拂逆她心意的是老人他自己。

“来年呢，他也失去了另一个纳尔森，愿上帝帮助他，是他的儿子，”他说，“德雷克从此是个寂寞的人。他写过信给我们，对不对啊，朵乐丝？‘为我犬子纳尔森祷告，希博特先生。’他写道。我们为他祷告。他希望我搭飞机过去，帮他主持葬礼。我没办法，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实讲，葬礼花那么多钱，我从来都不愿苟同。”

说到这里，狄沙理斯简直是直扑过去，让场面尴尬。他正对着老人弯腰下去，激动得以滚烫的小手一把抓住披肩。

“啊！看吧！他却没有请您为弟弟纳尔森祷告？回答啊。”

“对，”老人简单说，“他没有。”

“为什么没有？除非他不是真死，那还用说！在中国，死的方式不止一种，对不对，不是每种死法都会要人小命！‘罢黜’，那样讲是不是更贴切？”

在煤气灯照亮的房间里，尖嗓说出的字句如恶灵般四处飘动。

“他们准备走了，朵乐丝，”老人对着大海平静地说，“向司机问候一声，好不好，亲爱的？刚才应该出去问候的，算了。”

他们站在廊厅，互相道别。老人留在椅子上，朵乐丝关上门。有时候，康妮的第六感灵敏得吓人。

“希博特小姐，丽泽这个名字，你听过没有？”她问，一面扣上厚重的塑料大衣，“柯先生的档案里，有提到丽泽这个人。”

朵乐丝未施脂粉的脸庞皱眉怒视。

“那是我妈的名字，”她说，“她是德裔路德教派信徒。那只猪连她的名字都不放过啊？”

托比·伊斯特哈斯开车，康妮·沙赫斯与狄沙理斯博士赶回去向乔治报告惊人的消息。路上，他们首先针对狄沙理斯不知自制一事吵嘴。托比·伊斯特哈斯特别感到震惊，康妮真的担心老人可能写信向柯报告。尽管如此，这一趟的发现很快压过了担忧，以凯旋的心情抵达秘密城市的大门。

安然进入城墙后，现在是狄沙理斯的光荣时刻。他再度召集黄祸家族，启动了各式各样的调查，众人连忙顶着各种假借口奔走于伦敦各地，足迹遍及剑桥。本质上，狄沙理斯是个独行侠。没人了解他，或许除了康妮之外吧，但如果连康妮都不喜欢他，就没人喜欢他了。与人相处时，他显得格格不入，时常做出荒谬举动。但大家从来不怀疑他那种猎人般的意志力。

他翻阅上海交通大学的旧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交大的共产党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狄沙理斯将目标集中在海洋系，课程包括管理与造船。他找出一九四九年之前与之后的共产党干部名单。受命接收需要科技专长的大企业的人当中，线索少得可怜，但他一一加以审视。这些大企业中，他特别注意的是江南船厂，其中的国民党党员不断遭到清算，工程浩大。他找出了不下数千人的名单，再调阅其中前往列宁格勒大学深造、学成归国重回船厂、职位晋升的人。列大的造船研究所三年毕业，依照狄沙理斯的计算，纳尔森应该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间就读列大，随后正式分派到上海市政部，负责海洋工程，因此有机会重回江南。他先认定纳尔森不但有未知的中文名字，同时也很有可能连姓也顺便更改，因此提醒研究助理，纳尔森的资历可能分成两半，上下各有不同姓名，应该注意两者吻合之处。他从交大与列大骗来毕业生名单，两者并排加以对照。中国观察家彼此和乐融融，因臭味相投，规章与国别都能抛诸脑后。狄沙理斯的人脉不仅限于剑桥，也遍及所有东方数据库，连罗马、东京、慕尼黑也有。他写信给所有人，将真正意图埋藏在不相干的问题里。事后发现，甚至连表亲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他公开档案。他也调查了一些年代更为久远的线索。他派遣掘穴人到浸信会，抱着一丝希望，但愿教会记下纳尔森的中文名字归档。他也寻找上海造船业的中级官员去世的消息，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以上是他第一段辛苦的过程。第二段始于康妮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值六十年代中期，他寻找符合以下条件的上海官员：因亲苏遭到官方斗争、羞辱，或下放劳改，以重新发掘农民的美德。他也参考送往劳改的名单，但没有重大收获。他也查阅红卫兵的激昂演说，寻找是否谈及某位具有浸信会背景的下台官员，也与柯这个姓氏大玩猜字游戏。他隐约认为，纳尔森改姓的话，可能会采用与原姓具有某种渊源的姓，不是同音字就是谐音字。然而当他极力向康妮解释时，康妮不懂就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