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人名堂 24（第3/4页）
“关门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呢。你从1963年往后找，我往1963年之前找。谁输了谁请客喝酒。”
暴风雨从河的上游袭来。透过一扇破窗户，加百列瞥见了一道道闪电，在河水上空的起重机之间划过。浓云遮蔽了午后的太阳，齐勒厅里昏暗得几乎看不见东西。雨下起来，犹如爆炸一般。雨水从开了口的窗户打进来，浸湿了珍贵的档案。加百列，身为一名修画师，立即想象出墨水的浸染和永远不能恢复的图像。
他又找到了三张姓氏为克里布斯的移民卡，一张在1965年，另两张在1969年。他们的名字都不叫奥托。昏暗的光线阻碍了他的搜索，他慢得像龟爬。为了阅读移民卡，他必须将箱子拖到窗前，总算可以借到些光亮。于是他就蹲下来，后背抵挡雨水，手指头忙着干活儿。
登记处的女孩子逛到了楼上，警告他们还有十分钟关门。加百列只查到1972年。他不想明天再来一次，于是加快了速度。
暴风雨很快停了，正如它突然降临。空气经过洗刷后清新凉爽。周围很静，只剩下雨水在排水槽流动的声音。加百列继续找：1973……1974……1975……1976……再也没有姓克里布斯的乘客了。没了。
女孩又来了，这一回是来赶他们走的。加百列将最后一个箱子放回架子，却看见拉米雷兹正在架旁和那女孩用西班牙语聊着。
“找到什么了？”
拉米雷兹摇摇头。
“你找到哪一年？”
“全部。你呢？”
加百列说：“你觉得明天还值得再来一趟吗？”
“多半不值了。”他伸手搭着加百列的肩膀，“来吧，我给你买杯啤酒。”
女孩将他们的名牌收回，陪他们来到运货电梯。大众西罗科的车窗一直没关，加百列坐在浸湿的座椅上，眼前的挫败让他郁闷。引擎的轰鸣敲碎了整条街的安静。他们一驶出，基娅拉就紧随其后。她的衣服已经湿透了。
离开档案馆两个街区后，拉米雷兹从衬衣口袋里取出一张卡片，“开心点吧，杜兰先生。”说着，他将卡片递给了加百列，“在阿根廷，有时候县官不如现管，那幢楼里只有一台复印机，那姑娘负责操作。她给我一张拷贝，还会再给她的上级拷贝一张。”
“那么这个奥托·克里布斯，如果他还活着，还在阿根廷，那么很有可能已经接到通知，所以他知道我们也在找他。”
“没错！”
加百列举起卡片：“在哪一年？”
“1949。我想是齐勒放错了地方。”
加百列低下头，读了起来。奥托·克里布斯于1963年12月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搭乘一艘来自雅典的轮船。拉米雷兹指着底部一行手写的数字：245276/62。
“这是他的登岸许可号。很可能是阿根廷驻大马士革领事馆颁发的。‘62’代表他获准入境的年份。”
“现在怎么办？”
“我们知道他来到了阿根廷，”拉米雷兹耸耸宽厚的肩膀，“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他们驱车穿过雨水中的街道，回到圣太摩，在一幢意大利式公寓楼前停下。同布宜诺斯艾利斯许多建筑一样，它也是昔日的美人。如今正面的颜色同拉米雷兹的汽车一样，早已被污染所侵蚀。
他们爬上一段灯光昏暗的楼梯。公寓单元里的空气闷热污浊。
拉米雷兹回手锁上门，打开窗户，引入夜晚的凉风。加百列向街上看去，只见基娅拉把车停在了街对面。
拉米雷兹钻进厨房，出来时拿着两瓶阿根廷啤酒。他递给加百列一瓶，瓶身凝结着露水。加百列一口喝下半瓶。酒精和缓了他的头痛。
拉米雷兹把他带进办公室。这里同加百列预计的一样一一又大又简陋，如同拉米雷兹本人。椅子上堆着书，一张大书桌埋没在纸堆里，似乎随时等待着一把火的销毁。厚窗帘隔蔽了街上的噪音和灯光。趁着加百列坐着喝啤酒的工夫，拉米雷兹去打电话了。
拉米雷兹花了一个小时才拿出了第一条线索：1964年，奥托·克里布斯曾在巴塔哥尼亚北部的巴里洛切向国家警察署办过注册。四十五分钟后，又一块拼图找到了：1972年，在一份办理阿根廷护照的申请中，克里布斯填写的住址是波尔图-布列斯特，那是个距离巴里洛切不远的城镇。只花了十五分钟，又一条线索找到了：1983年，那本护照注销了。
“为什么？”
“因为持照人死了。”
阿根廷人在桌上摊开一张古旧的公路图，隔着雾蒙蒙的老花镜眯着眼察看着，搜索着阿根廷的西部地区。
“就是这儿了，”他说着，戳了一下地图，“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简称巴里洛切，是巴塔哥尼亚的北湖区的一处旅游胜地，是十九世纪由瑞士和德国的定居者建立的。那儿又号称为阿根廷的瑞士，如今是滑雪者的欢聚之地，不过对于纳粹余孽来说，它是个瓦尔哈拉[2]一般的地方。门格勒就很崇拜巴里洛切。”
“我怎么去那儿？”
“最快是坐飞机。那儿有座机场，每小时有一班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班。”他顿了顿，又道，“为了看一座坟墓，走这么一趟，那可够远的。”
“我得亲眼看到才行。”
拉米雷兹点点头：“那就住雪绒花酒店吧。”
“雪绒花？”
“那是个德国人的小天地，”拉米雷兹道，“你不会相信那是在阿根廷的。”
“你为何不一道走一遭？”
“我恐怕自己会成为累赘。我在巴里洛切的某些社区里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啊。我在那个地方逛游的时间太长了些，你懂我的意思吧。我这张面孔太熟悉了。”阿根廷人的态度突然严肃起来，“你也得小心，杜兰先生。巴里洛切不是一个可以随口打听事情的地方。他们不喜欢外来人对某些人提问题。你还得知道，你是在一个敏感的时刻来到阿根廷的。”
拉米雷兹在一堆纸张中一阵翻找，然后取出了他要的东西——一份两个月前的国际版《新闻周刊》杂志。他把它递给加百列，说道：“我的故事在第三十六页。”接着他走进厨房，又取来两瓶啤酒。
第一个死去的是一名叫作茵里克·卡尔德隆的男子。他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勒莫奇科区被发现的，就死在自家房子的卧室里。头部中四枪，很专业。像加百列这样的人，每听到一起谋杀，都会在心里勾画出一幅作案场景。他凝视拉米雷兹良久，随后把头转开，问道：“第二个呢？”
“古斯塔夫·埃斯特拉达。两周后在出差途中于墨西哥城被杀。他有一天早餐会时没有出席，随后别人就在酒店房间里发现了尸体。又是头部中四枪。”拉米雷兹顿了顿，“这故事不赖吧，啊？两位杰出的商人，如此惊人相似地连续被杀，前后不过两周。这种扯淡的故事阿根廷人可喜欢呢。有好一阵子，许多人心思都被转移了，连自己身家利益都不关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