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5/7页）

年轻的制片人利特维诺夫拍摄得相当成功。他在影片中插入了激起同情的画面：一位年轻的金发母亲怀抱婴儿，抬头注视着上面的讲台；一名长相英俊的战士泪流满面；一个饱经风霜的农民脸上满是皱纹，肩上斜挎着一把长柄镰刀。

没人会知道，那些切换到的镜头是演员扮演后分别拍摄的。倒不是说那些人群是伪造的：从高处拍摄的其他镜头展示着万名支持者，他们一排排站立着，两侧是青年战斗队中穿着制服的啦啦队。

伊戈尔·科马罗夫的声音从高声呼喊降为低声的耳语，但话筒把他的声音传遍了整个体育场。

“没人出现吗？没人上前一步说：够了，这样的事情再也不要发生了。要有耐心，俄罗斯的同胞们，再等一会儿，祖国的儿女们……”

话音又升高了，从低声细语升为高声呼唤。

“我来了，亲爱的母亲，我是您的儿子伊戈尔。是的，我现在来了……”

最后一个词语几乎被淹没了，集会的人群全都站起来齐声高呼：“科——马——罗夫、科——马——罗夫。”

放映机关掉后，人物影响渐渐从屏幕上消失。接着是一阵寂静，然后大家都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电灯开亮后，奈杰尔·欧文走到长方形的松木餐桌前头。

“我想，大家都知道刚才镜头里的人物，”他平静地说，“那就是伊戈尔·阿列克谢维奇·科马罗夫，爱国力量联盟的领导人。该党很有可能赢得明年1月份的大选，使科马罗夫当上总统。正像大家所看到，他是为数不多的有热情、有号召力的演说家，显然具有超凡的魅力。

“大家也知道，在俄罗斯，百分之八十的实权掌握在总统手中。自从叶利钦时代起，我们的社会中仍在实行的那些对权力的审查和制约，在那里却都已经被废除了。当今的俄罗斯总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颁布任何法令和法律。这其中也包括恢复一党制国家。”

“鉴于俄罗斯目前的状况，这样难道不好吗？”一位前驻联合国大使问道。

“也许没有不好，夫人，”欧文说，“但我要求进行这次讲解的目的，不是要讨论伊戈尔·科马罗夫当选后，可能会执行的方针政策和会可能会发生的事件，而是向委员会提供科马罗夫未来方针政策的确凿证据和本质。我从英国带来了两份报告，用这里的复印机复印了三十九套。”

“我还在纳闷呢，为什么要我带那么多纸来。”东道主索尔·内桑森微笑着说。

“很抱歉磨损了你的复印机，索尔。可我不想带着四十套复印好的文件跨越大西洋飞过来。我不会要求你们现在就阅读这些文件，而是每人拿上一套，回去后慢慢看。请先看标有‘已核实’字样的报告，然后再读《黑色宣言》。

“最后，我还要告诉大家，因为这份你们今晚要读到的文件，三个人已经死去了。这两份都是绝密文件，所以我要求看完后务必把它们全部退还，以便我在离开这个大院之前把它们全都烧毁。”

所有的疑云都消散了，林肯委员会的委员们拿着各自的复印件返回自己的房间去了。令食堂人员感到奇怪的是，开饭时间没有一个人来吃晚饭。委员们都要求把晚饭送到他们的木屋里去。

美国，兰利

1990年8月

从苏联集团的中情局各个情报站传来的消息很不好，而且越来越不好。到7月份时，情况已经明了，那位猎手，即“猎户座”，肯定是出事了。上个星期的一次例行“轻触会晤”时，索洛明上校没有出现，这类行动，他以前从来没有失约过。

“轻触会晤”是一种通常不会危及任何人的简单办法。在事先约定好的某个时间，其中一方沿着一条街道行走，他身后也许有人跟踪，也许没有。突然间，他离开人行道，拐进咖啡馆或饭店的转门——任何一个拥挤的地方都可以。就在他进去之前，另一个人刚刚结完账，起身走向门口。他们不必进行眼神接触，互相擦肩而过。其中一人把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包裹塞进另一人的侧身口袋里。然后，这两个人都继续走各自的路：一个进来，一个出去。如果有尾巴，那么盯梢者在从转门进来时是什么也看不出来的。

此外，“猎户座”已经两次未按照粉笔标记的明确要求，去死信箱领取信件了。唯一的推论是，“猎户座”已经切断联系，或者是其他人把这个联系切断了。而且，他也没有启用应急的表明生活迹象的程序。不管出了什么事情，一定都很突然，事先无法发出警告。心脏病、车祸，或者，他被捕了。

这还没完，来自西柏林的消息说，东德的安全地址也没有收到“飞马座”寄出的每月定期信件。苏联的养狗杂志上也没有出现任何消息。

由于布利诺夫教授越来越难以离开阿尔扎马斯-16去苏联境内的其他地区旅行，蒙克建议他每个月给东柏林的一个安全邮政地址发一封没有危险信息的平安信。信件里不需要书写任何秘密内容，只要签上“尤里”的名字就行了。他可在隔离区外的任何信箱投递信件，即使该信件被截取，也永远不会追查到他那里。柏林墙倒塌后，再也不需要使用老把戏，偷偷摸摸地把信件送到西柏林去了。

此外，他还建议布利诺夫去买一对西班牙猎狗。在阿尔扎马斯-16里，养狗是允许的，对于这位搞学术的鳏夫来说，还有什么事情比养狗更无害的呢？每个月，他都有正当的理由在莫斯科的某份关于养狗的周刊上刊登一条小广告，说有小狗要出售、要断奶、刚出生或者刚要出生等等，但每月照例会出现的小广告并没有出现。

蒙克现在已经计穷力竭了。他向高层领导抱怨说出事了，然后被告知要再等等，不要惊慌，要他保持耐心，联系无疑会重新建立起来的。但他已经沉不住气了。他开始写报告，其大意是，他认为兰利内部有漏洞。

会重视他提出的问题的只有两个人，凯里·乔丹和格斯·哈撒韦，但他们都已退休了。新当政的领导大多数是1985年冬季以后进来的，他们只是对这个问题感到厌烦。在这座大楼的另一个部门里，1986年春天开始的追查内鬼行动，仍在缓慢地进行着。

“我感到难以置信。”在早饭后全体会员参加的讨论会上，一位前美国司法部长说。

“我的问题是，我发觉很难不去相信，”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回答，“这事已经报告给了我们双方的政府了……奈杰尔？”

“是的。”

“他们不打算采取任何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