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 迹（第5/9页）

“‘国籍？’

“‘一百二十名是我们的同胞，约一百名是同盟国战士，长官。’

“‘死了多少个？’

“‘到目前为止，没有，长官。’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然后大声说：‘Unmöglich’。”

“这个德语单词是什么意思？”美国人问。

“意思是‘不可能’。然后他朝一排被褥走去。用不着询问，只要看上一眼，他就能知道伤势的类型、轻重和存活概率。跟随他的随军牧师就跪在那里，为那些在太阳升起前即将死去的伤员进行临终祈祷。军医总监巡视完毕回到原来的位置。他盯着我看了好长时间。我身上乱七八糟的：倦容满面，浑身血迹，臭哄哄的，而且已经有两天两夜没吃饭了。

“‘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年轻人，’他最后这么说，‘你在这里完成的任务是无法想象的。你知道我们正在撤出吗？’我说我知道。消息在败兵中传得很快。

“他对身后的军人下命令。一队担架兵从巷子里进来。只抬走德国兵，他告诉他们，把同盟国士兵留给同盟国军队。他在德军伤员中徘徊，只挑选那些能够经受颠簸旅程、翻越基安蒂山抵达米兰的伤员，到那里后，他们才能得到一切最好的待遇。那些被认为完全没有希望的德国人，他让担架兵把他们留了下来。在他下达命令后，七十名德军伤员被抬走了。于是，剩下了五十个德国人，还有同盟国军队的伤员。然后他回到我这里。太阳已经钻到屋后，快要下山了。空气正慢慢变凉爽。他的举止不再粗鲁，看上去只是又老又弱。

“‘得有人留下来。跟他们在一起。’

“‘我愿意留下来。’我说。

“‘那意味着要成为战俘。’

“‘我知道，长官。’我说。

“‘好了，对你来说战争毕竟短暂。等到回国以后，希望我们能再次相会。’

“其他也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他走进那个门洞，转过身来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你能想象吗？将军向上尉敬礼。我没戴军帽，所以没法回敬。然后他便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六个月后，他死于空袭轰炸。我独自被留在这里，与一百五十名伤员相伴，如果救援不能很快到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注定会死去。太阳下山，黑夜降临，我的几盏灯已经耗尽了油。但月亮升起来了，我开始给伤员们分发水。等我转过身时，她又回来了。”

此时，田野广场上传来持续不断的叫喊声。十名骑师全是长得矮小精干的职业选手，他们已经跨上马背，都手持短柄马鞭，这鞭子不但用于抽打自己的坐骑，还用来抽打靠得太近的其他马匹和骑师。搞破坏是赛马会的一部分，这不是一项适合胆小者的活动。赌注是什么无所谓，胜利才是最激动人心的，而且一旦踏上沙土跑道，什么事都会抛到九霄云外。

被当作起跑线的一条粗绳后面有十匹马，它们按照抽签得出的顺序进行排列。每一位骑师都身穿代表自己堂区的鲜艳盛装，头戴帽盔，手握马鞭，缰绳勒得紧紧的。骏马预先来到绳索后面各自的位置上。最后一匹马就位后，发令员抬头看地方行政长官，等他点头便放下绳子开始比赛。人群如同草原上的雄狮一般发出响亮的吼声。

“她回来了？第三个晚上？”

“第三晚，也是最后一晚。我们干起活来配合默契，像是团队合作。有时候我说话，当然是用德语，但她显然没有听懂。她微笑着，但一句话也没说，即便是意大利语。我们从来没有过肢体接触。她照料着伤员们。我取来更多井水，还换了几次药。军医总监留了新的药品和敷料给我。到黎明时，这些补给品全都用完了。

“第三个晚上，我注意到了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情况。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但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的双手手背上各有一块很大的黑斑，大概有一美元硬币那么大。我没去细想这事，直至多年以后。黎明之前，我转回身时，她已经走了。”

“你再也没有见过她吗？”

“没有，再也没有。太阳升起后，我看见那边的所有高窗上都飘起了旗帜，没有第三帝国的鹰旗，再也不会有了。锡耶纳人缝制了同盟国军队的旗帜，尤其是法国的三色旗。它们在城内四处飘扬。大概七点钟时，我听见外面巷子里的脚步声正渐渐逼近。我很害怕。我从来没见过荷枪实弹的同盟国士兵，但希特勒曾向我们宣传过，他们全都是杀人犯。

“过了一会儿，五名士兵出现在门洞里。他们皮肤黝黑，军装上沾满了尘土和汗水，很难判定他们来自什么部队。然后我看到了洛林十字。那是法国的。只不过，他们是阿尔及利亚人。

“他们对我喊了几个单词，但我听不懂。法语和阿拉伯语我都不懂，只好微笑着耸耸肩。我在国防军衬衣和长裤外面套着沾有血迹的罩衫，但他们一定看到了罩衫下面的皮靴，是非常显眼的国防军军靴。他们在锡耶纳以南遭受了重大伤亡，此时此地的我，无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走进院子，大声喊着，在我面前晃着他们手里的步枪。我以为他们要向我开枪了。这时，角落里的其中一名阿尔及利亚伤员轻声叫唤。战士们走过去听他讲了一番话。当他们回来时，语气变了。他们取出一支味道很难闻的香烟，作为友谊的象征逼着我点上火。

“到了九点钟，城里到处是法国人。狂热的意大利居民夹道欢迎他们，姑娘们更是送上热吻。而我则留在这里，与捉到我的人在一起。

“后来，一名法军少校出现了。他会说一点英语，我也一样。我解释说，我是一名德国外科医生，留下来照顾伤员，他们中有些是法国人，大多数是同盟国军队的。他询问躺在地上的士兵，了解到其中有二十名他的同胞，其他还有英国人和美国人。于是他跑到巷子里，大声疾呼要求援助。不到一个小时，所有伤员全被转移到了现在几乎空荡荡的总医院里。我与他们一起过去了。

“我被羁留在护士长办公室里，由一名持枪士兵看守着。与此同时，一名法国上校军医在逐个检查伤员。这一次，他们全都躺在了铺有干净的白床单的病床上，由意大利护士轮班照料着，帮他们擦洗身体并喂他们能够吃的营养品。

“下午，上校军医来到护士长办公室。跟他一起来的是一位法国将军，名叫蒙莎贝尔，会说英语。‘我的同事告诉我，这些人里有一半原本是会死去的，’他说，‘你是怎样医治他们的？’我解释说，我只是用我已有的设备和药品竭尽全力救治。

“他们用法语交谈。然后将军说：‘我们必须为亲属保留记录。那些死者，不管什么国籍，他们的身份识别牌在哪里？’我解释说，没有身份牌，送进院子的伤员没有一人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