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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擦干脸，回到电话机旁。

“喂？”

“先生，我是甜哥儿。”

“甜哥儿，早上好。”

“夫人死了。”(4)

死了。一个冰冷、无声、黑色的词语，在任何语言里都是如此。夫人死了。

“我希望你什么都没干。”

“我想是药。叫杜冷丁。我想瓶子里有四五十片。现在空了。昨晚没吃饭。早晨我爬上梯子从窗户往里看。跟昨天下午一样的穿戴。我砸破了玻璃。夫人死了，冷得像冰水。(5)”

冷得像冰水。“打电话叫人了没有？”

“洛林医生打电话给警察。还没到。”

“洛林医生，是吗？那个迟来的家伙。”

“我没给他看信。”甜哥儿说道。

“写给谁的？”

“斯潘塞先生。”

“交给警察，甜哥儿。别交给洛林医生。交给警察。还有一件事，甜哥儿，不要隐瞒任何事情，不要说谎。我们昨天在那里，把事实告诉警察。这次要说实话，全部照实说。”

那边沉默了片刻。接着他说：“是，我听明白了。再见了，阿米哥。(6)”然后他挂了电话。

我打电话到里兹-贝弗利酒店，找斯潘塞。

“请稍等，我转给前台。”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这里是前台，能为您效劳吗？”

“我找霍华德·斯潘塞。我知道现在太早，但我很急。”

“斯潘塞先生昨晚已经退房了。他坐八点的飞机回纽约了。”

“哦，抱歉，我不知道。”

我去厨房煮咖啡——几大勺咖啡粉。厚重，浓烈，苦涩，滚烫，寡情而颓废。疲惫的男人的血液。

几个小时后，伯尼·奥尔兹打来电话。

“好吧，聪明人，”他说，“过来受受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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