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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慰父亲，缓解约翰的死给父亲带来的伤痛，马丁开始试着攻读生物学、动物学和有机化学。而诗歌和剧本之类，他只在闲暇时才偷偷碰上一碰。可他却成绩不佳，甚至差得可怜，最后他不得不跟父亲实话实说。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文学创作。父亲自己也嗜书如命，酷爱艺术。他带我们去大英博物馆和泰特美术馆。在我们年幼的时候，他常常在晚上给我们朗诵布莱克和丁尼生的诗歌。然而他并不认为普通人能创造出艺术来。艺术与众不同，它是一种变异。它并不基于人们的意愿而产生。他觉得，一个人，一个资质平平的普通人，无论他在艺术上花多少时间都无济于事。而科学却不一样，科学需要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即使是资质和受教育程度一般的人，也能在科学领域找到立足之地，推开挡在知识周围的藩篱。科学需要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也需要一大批普通士兵。他的这一信念坚如磐石，任谁都难以撼动。在约翰死后的短短三年中，马丁和父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并不都清楚。我一直在外面念书，先是在瓦尔登公学，然后是查特豪斯。但我相信他们俩互相写过很多信。“你父亲又收到马丁的信了。”母亲在给我的信中常常会提这么一句。她没多讲，可那句话意味着马丁的信又一次让父亲大为光火，所以他让母亲给我写信，显得他很忙，有事脱不开身。母亲从来只会跟父亲站在一边，即使在父亲死后也是如此。尽管这样，对他们父子间的这场争论她也越来越感到厌烦。

我在寄宿学校那些年曾多次遭遇死讯。十二岁那年，我在拉丁语课堂上获悉了约翰的死讯。当时，学校里有很多小孩都接到了他们兄弟战死的消息，校方最后都懒得把人叫出教室再告知了。你会收到一张字条，是用副校长专用的黄色信纸写的。字条上说，如果需要，你可以离开教室。但即使是我们当中意志最为脆弱的人，都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自己的软弱。所以我留在了课堂上，老师在继续讲课，同学们仍在自顾自地低头忙碌，没有谁哪怕看我一眼。那种时候你并不想哭，至少一开始不想。你的感觉更像是身上被浇了乙醇，就是我们在家里用来麻醉昆虫的那种东西。要到晚上你才会哭，因为身边其他人全都在哭，整屋整屋失去了兄弟的孩子们在黑暗中哭泣。“眼泪不是流不尽的，我们的已经流干了。”在所有战争诗人的作品中，这是我最为钟爱的一句。

即便如此，我的心还是变得麻木起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重新有感觉。

那是在查特豪斯公学最后一年的春季学期，有一天，有人过来把我从教室叫出去，带我去了校长办公室。他告诉我，马丁开枪自杀，死了。而我父母的意思是让我完成那个学期的学业再回家。马丁是在约翰生日那天自杀的，他特意把地点选在皮卡迪利广场上的安忒洛斯雕像下面。事后做了尸检，也开了听证会，他的照片还上了《每日镜报》的头版。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自杀事件，也为人们攒足了谈资。可那都是背着我，当着我的面，谁也没提过一个字。

然后，我就开始了在剑桥的学业。我选修了动物学、有机化学、植物学和生理学。那年圣诞节，我原本打算和朋友一起去西班牙，但最后计划有变，结果我去了四公里之外我父母的住所。我父亲让我和他一同参加大英博物馆的一项对红腿鹧鸪不规则条纹羽毛的研究。在接下来那个学期，我开始怀疑自己根本不是搞科研的料，这和马丁当时的感受一模一样。但我又必须成为搞科研的料。马丁已经很清楚地向我表明，除了科学，其他任何途径都不值得我们考虑。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追求对自然界的结构和秩序的了解，这是我从小听到大的一句咒语。偏离这一宗旨无异于自杀。所以后来，当有机会去生物学的圣地——加拉帕戈斯群岛3时，我立刻欣然前往。在那里，我心灵的火花被重新点燃，愚鲁的我茅塞顿开。同时，我也切身体会到，船上的工作和在大英博物馆鸟房里同父亲一道进行的工作同样烦琐。我觉得达尔文关于厚喙雀吃坚果和薄喙雀吃蛴螬的说法是胡说八道，因为那些鸟都混杂在一起，吃毛虫吃得可欢了。在那里，我唯一的发现就是我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我从未觉得自己的皮肤这么舒服过。可最终我还是回来了，我对当科学家有点心灰意冷，因为我知道，我不能一辈子都耗在实验室里。

我选修了心理学，还加入了剑桥古文物学会。不久，我搭上了一列去切尔滕纳姆进行考古发掘的火车。我喜欢上了学会里一个叫艾玛的女孩，所以想找个理由和她坐在一块儿。但另一个人也打着同样的算盘，而且比我棋先一着。所以我只好坐在他们俩身后那排座位上。我身边坐着一位长者，显然是剑桥的指导老师。我生完女孩的闷气，开始同那位老师聊了起来。他对我的加拉帕戈斯之行很感兴趣，他关心的不是那里的鸟或毛毛虫，而是厄瓜多尔的麦斯蒂索混血儿4。他问了我好些问题，我都不知如何作答，但我觉得它们非常有趣，我后悔在那儿的时候自己没早提出那些问题来。那位老师就是A.C.哈登5。这是我第一次和人聊人类学，连学科的名字都是他告诉我的。就在这趟火车上，他邀我二年级的时候去修人类学。回去后不到一个月，我就从生物学转了过去。从门类齐全、结构有序的物理科学转向一门刚刚诞生二十年、尚未成熟的社会科学，的确有点吓人，有点自由落体的味道。当时，人类学正在经历一个转变：从研究死去的人转向研究活着的人。而且，它逐渐抛弃一种极其顽固的观点，那就是，西方文明是一切社会形态发展到顶峰后自然而且必然的结果。

毕业后的那年夏天，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次实地考察。原本可以更早。但那年冬天，我父亲去世了（我一直陪在他床边，亲眼看着他离去，这也让这整个过程变得稍微容易接受一些）。母亲对我的依赖比以往强烈了许多，她对别人的需要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可同时她又变得非常冷血。我不知道她是否在试图填补父亲离去后的空虚，又或许是父亲的死使得在他们漫长的婚姻中一直蛰伏着的她的另一部分个性完全释放了出来。无论出于哪种原因，我母亲很想让我陪伴在她左右，可同时她又觉得，我正在变成她非常讨厌的那一类人。她认为人类学是一门没有说服力的科学，是伪科学，是既没有实质也没有目标的空谈和幻觉。她坚信，所谓的实地考察，即使是短期的，对我本来就摇摆不定的信仰也极其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