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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已经打算让莫尔托上庭作证，那为什么还要叫雷蒙德呢？”我问。

斯特恩说，从原则上来看，莫尔托很有可能不会出庭。尼可已经多次暗示过，会让莫尔托负责审理这个案子。在同一个案子中，律师不能在辩护的同时又担任证人的角色。但无论如何，斯特恩还是提醒了肯普，说我们应该提出申请，如果莫尔托要出庭作证，那么法庭方面应该撤销他律师的身份。如果无意外，这将会给检方一个措手不及，而我曾经对莫尔托说过的那句话也就不能作为证据了。斯特恩和我都觉得尼可不太可能会把那句话真的搬上法庭，但它确实对我很有杀伤力，所以，我们最好先发制人，免得到时候被动。

斯特恩往前探过身。“这个，我就不明白了。”他说，他举起那个女佣的证词，她在证词中说，她曾经在卡洛琳被杀之前没多久的那个晚上，看到我坐在从尼尔林开往市区的公交车上，“尼可让她来说这些话，到底是想证明什么？”

“我们家里只有一辆车。”我解释说，“我敢肯定，莫尔托查过了。那天晚上，巴巴拉开车出去了，所以，我必须以别的方法去卡洛琳家，那就是乘坐公交车了。我敢打赌，他们至少让警察在尼尔林的公交车站蹲点了一个星期，才找到这个认出了我照片的人。”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斯特恩说，“他们显然承认了巴巴拉当天晚上确实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我也明白，他们为什么会相信是她开走了你们家的车，她们大学附近发生了好几起深夜抢劫案，女人一般都不会深夜自己一个人乘坐公交车的。但他们为什么会相信的呢？检方应该不愿意承认被告居然是坐公交车去杀人的，听起来怎么都不像那么回事。他们一定查了出租车公司和租车公司的记录，什么都没有找到。我猜，他们也找到了一些证据，证明巴巴拉当晚确实是不在家的。”

“大概是她学校的进出记录吧。”我说，奈特和我曾经去过她的办公室，“计算机上会显示她使用机器的时间，而且她一到办公室就使用计算机。”

“哦。”斯特恩说。

“那是什么时候？”肯普问，“不会太晚吧？她应该知道在谋杀案发生的那天你在家啊，或者至少在她出门的时候，你是在家的，对不对？”

“嗯，她登录计算机的时间应该是八点，从家里出发的时间大概是七点半，最迟也就是七点四十左右。”

“那奈特呢？”斯特恩问，“他那天什么时候睡觉的？”

“差不多也是那时候，一般巴巴拉在出门之前都会先把他哄上床。”

肯普问：“那奈特睡觉以后会经常起来，还是睡得很沉？”

“睡得很沉。”我说，“但我绝对不会趁他睡着，就留他一个人在家里。”

斯特恩轻轻咳了一下，我明白，我们没法证明这一点。

“不过。”斯特恩说，“这些情况对我们还是很有帮助的，根据布兰迪法则，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检方所掌握的全部证据。”这个法则是说，如果检方知道了某项证据能够证明被告的清白或是能够减轻他的罪行，那么检方必须向被告告知，“我们必须再提出一项申请，要求查看他们所有的证据，言辞要激烈，语气要愤怒。这也交给你了，拉斯迪。”他微笑着说。

我记下了。我告诉斯特恩，只有一个证人我还想说一说，我指着罗宾森的名字。

“他是一位心理医生。”我说，“我去见过他几次。”我敢肯定，把我的心理医生列为证人一定是莫尔托搞的鬼，但他这一招确实戳到了我的痛处。我以前也曾经对别的被告做过同样的事，这一举动就是要让他们明白无误地知道，我已经掌握了他们生活的各方各面。上个月，莫尔托调查了我的银行账户记录。那家银行的行长是巴巴拉已逝的父亲的一个老朋友，现在我去银行，他连看都不敢看我。毫无疑问，莫尔托是从我的账户记录中找到了罗宾森的名字。

我说完这话，斯特恩的回答倒是让我出乎意料。

“是的，罗宾森医生。”斯特恩说，“他在起诉书下达后立刻就给我打了电话，我忘了跟你说了。他在报纸上看到我是你的代理律师，他说他打电话来只是想让我知道，他已经被列为证人，警方想找他问话，他不想告诉你这件事是不想烦你。无论怎样，他告诉我，他哪怕是上庭也不会说出任何不利于你的证词，因为他要遵守医患之间的保密协议。我反复确认了这一点，然后告诉他，我们会在庭上提出反对意见。”

“反不反对都无所谓。”我说。我不在乎，和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一切相比，这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插曲。

“作为你的律师，我命令你，你不能无所谓。尼可和莫尔托绝对是希望我们在庭上表示反对的，他们认为，这个医生大概会说，以你的精神状况，不太可能会犯下杀人的罪行，但如果我们提出反对，反而显得自己心虚了。”

“我敢打赌，医生肯定会那么说的。”

“还有一件事。”斯特恩说，“我之前说过了，这个案子里，犯罪动机是一个薄弱的环节，我认为你对尼可思路的总结很到位。你也说了，拉斯迪疯狂地爱着卡洛琳，无法释怀。但你看过尼可送来的这些资料后，你告诉我，这里有证据能证明你和卡洛琳之前发生过性关系吗？就凭几个电话？那有可能是为了商量公事。这里没有你们双方任何人的日记，没有送花时的卡片，也没有情侣之间的书信往来。这大概是他们让你的秘书上庭作证的原因，要让她补充一些关于你们之间关系的信息，不过我猜，她也说不出什么。”

“她确实说不出什么。”我说。斯特恩是对的。作为一名检察官，我居然没有看出这个大漏洞。但有时，当你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证据时，就是很难洞察一切。不过，我还是压住了自己放松的心情和重新点燃的希望。我不敢相信尼可会在这么大的问题上出纰漏。我指着电话记录单，“去年十月下旬，有几个从卡洛琳家打到我家的电话。”

“是吗？那又怎样？你在那个月之前刚刚接了一个很重要的案子。案子虽然结束了，但肯定还有很多需要跟进的地方。我还记得，案子中关于那个男孩的监护权问题，还有不少争议，那个男孩叫什么来着？”

“温德尔·麦克加芬。”

“对，就是温德尔。你是副检察长，上班的时候很忙，可能忘了这些事，所以才会在下班后和卡洛琳通过电话讨论。”

“那么，我为什么不让利普兰泽去查我家的电话记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