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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办公桌后头，我可以看到格雷格·格伦的办公室。他就在里面，像往常一样打着电话。我开始了日常的工作，首先一前一后地阅读《落基山新闻》和《丹佛邮报》。我总喜欢这么干，每天旁观丹佛报界的往来厮杀。如果你能坚持做对比图，你会发现独家报道总是能拿到最高的分值。但通常情况下，两家报纸采录的都是同一桩新闻事件，而这才是一场堑壕战，是战斗争夺的关键所在。我会先读我们的报道，再读他们的，看哪一方撰写得更好些，哪一方采编到最佳的信息。我并不总是偏向《落基山新闻》。事实上，大多时候我持有的还是相反的观点。跟我共事的这帮人中，有些家伙是不折不扣的浑蛋，我不介意看到他们被《丹佛邮报》痛打一顿，我不会对任何人承认这一点。报纸这一行业，销量和竞争是天性。我们与别的报纸竞争，我们内部也互相竞争。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肯定，每当我穿过编辑部大厅，总有一些人在偷偷看我。在一些年轻记者看来，我几乎就是个英雄，擅长故事剪辑，才华横溢，在自己的采访领域披荆斩棘。但在另一些人眼里，我就是一个令人生厌的违规操盘手，占据着一块不该得到的、条件无比优越的领地，就像个恐龙。他们想把我打下去。这没什么，我能理解。要是我在他们的位置，估计也会这么想。

但是丹佛所有的报纸，对于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华盛顿的那些大报来说，都只是提供饲料的投食机。或许我早就应该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几年前，我居然推掉了一份来自《洛杉矶时报》的邀约。我虽然没有接受，但利用这份工作邀请，从格伦那儿占下了现在这块警政新闻专版。他以为《洛杉矶时报》提供的那个职位是警务专访这种大热门，但其实只是负责一个名为“山谷版”的关注郊区的版块。他提出，只要我留下，就为我开辟一个警政新闻报道的专版。有时候我会想，当时我欣然接受他开出的条件，也许就是个错误，也许去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会更好一些。

今天的早版厮杀中，我们报社干得还不错。我把报纸放到一边，拿起资料室的打印文件。劳丽·普莱恩在东部的几家报纸上找到了好几篇分析警察自杀原因的报道，还有几篇简短的国内若干起比较特殊的警察自杀事件报道。她很谨慎，没有打印《丹佛邮报》上报道我哥哥的那篇文章。

大部分篇幅较长的报道都将这类自杀视为警察这份工作所带来的相应风险。每一篇文章开头都是一起比较特殊的警察自杀事件，然后笔锋一转，拐到了心理医生和警察专家关于“是什么导致警察吞枪自杀”的讨论。这些报道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警察自杀与工作压力和生活中的痛苦经历有关。

这几篇文章很有价值，因为我的报道中需要的专家名字都被列在其中。其中还有几篇提到，联邦调查局资助的一项关于警察自杀的研究项目正在进行，该项目由华盛顿特区的执法基金会主持。我用荧光笔标记了这则消息，盘算着可以引用联邦调查局或者执法基金会的最新统计数据，让我的报道既新颖又可信。

电话响了起来，是我母亲打来的。葬礼之后，我们就没说过话。几句关于我这趟旅行和大家的近况之类的例行寒暄过后，她切入了正题。

“赖莉告诉我，你正打算写关于肖恩的报道。”

这不是一个提问，但我故意把它当作问话一样回答道：“是啊，我是有这个打算。”

“为什么，约翰？”她是唯一一个叫我约翰的人。

“因为我必须得写出来，我……我只是不能这么若无其事地走下去，就好像这件事没发生一样。我必须——至少我得试着去理解，理解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从你小时候起，你就总要把东西给掰碎，记不记得？你差不多毁了你所有的玩具。”

“你在说什么啊，妈妈。这是——”

“我在说，当你把东西拆开掰碎了之后，你无法保证每一次都有能力把它们拼回来。一旦失败了，你又能得到什么？什么都得不到，约翰，你会一无所有。”

“妈妈，你这是无理取闹。听着，我必须得这么做。”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每当我跟她讲话，总是那么快就会生气。

“你有没有想过除你自己之外的其他人的感受？你知不知道把这件事登在报纸上会有多么伤人？”

“你是指爸爸吗？写出来大概对他也有帮助吧。”

电话那头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我想象着她坐在厨房的餐桌边，闭着眼睛，把听筒放在耳边。我的父亲很可能也坐在一旁，却不敢跟我谈论肖恩的事。

“你知道肖恩当时是怎么想的吗？”我轻轻问道，“你们俩有谁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她悲伤地说，“没有人会知道。”

又是一阵更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她请求道：“再考虑考虑吧，约翰，让我们静静平复创伤不是更好吗？”

“就像萨拉那样？”

“你是什么意思？”

“你们从来不谈萨拉……也从来都不告诉我。”

“我现在不想提这个。”

“你永远都不会提的，才刚刚过了二十年而已。”

“别用这种事对我冷嘲热讽。”

“我很抱歉。你看，我也不是故意这样的。”

“你就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吧。”

“我会的，”我说，“我会让你知道我的想法的。”

她生气地挂了电话。她在生我的气，就像我在生她的气一样。她不愿让我写肖恩，这让我非常难受，就好像她还在试着保护和偏袒肖恩一样。但是肖恩已经走了，而我还在这里。

我坐直了身子，让视线能够越过工作间的隔板向外望去。陆陆续续进来的人渐渐填满了编辑部大厅。格伦走出了办公室，正在本地新闻编辑部与早版编辑讨论堕胎医生枪击事件的报道计划。我缩回椅子里，这样他们就看不到我了，不然他们又得冒出个主意抓我去加工润色。我总是想尽办法躲开改写报道这种苦差事。他们派出一群记者赶往犯罪或者灾难现场，这些人再把拿到的信息打电话告诉我，然后我就得赶在截稿时间之前把这篇报道写出来，还得费心纠结署名栏里附上谁的名字。在记者这一行当里，这活计无疑是最紧张、最激烈的了，但我实在是被这份差事折磨得筋疲力尽。我现在只想专心写自己的凶杀案专版报道——我的独家报道。

我很想拿着这沓打印文件跑去自助餐厅，这样就躲到了他们的视线之外，但最后还是决定冒险留在办公室里。我重新开始阅读手头上的资料，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五个月前刊载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这丝毫不足为怪。《纽约时报》简直是报界中的圣杯——它的报道是业界最棒的。我刚浏览了开头，就决定把它留到最后细读。将剩下的资料扫过一遍之后，我起身又倒了一杯咖啡，随后开始不紧不慢地重新阅读《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