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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伸手按下我这边车门的乘客解锁开关。一拉门把手，车门就开了。我跨出车门，望向韦克斯勒。雪落在他的头发和肩膀上。

“暖风是关着的，车窗起雾的原因不是暖风。我断定当时车里还有个人跟肖恩在一起，他们在交谈。就是那个狗杂种杀了肖恩。”

韦克斯勒的脸色看起来像是大白天见了鬼，这一切在他脑子里轰隆作响。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想了，他非常明白这一点。他几欲失声痛哭。“真该死！”他说。

“你看，我们都失误了。”

“不，这不一样。一个警察永远不该像这样让他的搭档失望。要是我们在自己人的案子上都提防不了这些空子，我们还能办好什么差事啊？连一个他妈的记者都……”

他没有说完，但我想我知道他的感受。他觉得自己在某种意义上背叛了肖恩；我懂他，因为我也有同样的感受。

“现在还不算结束，”我说，“我们还可以弥补过去的错误。”

他仍然一脸凄凉。我安慰不了他。唯有自己才能原谅自己。

“我们不过就是损失了一点时间，韦克斯，”我还是尽我所能地安慰道，“我们回去吧，外面越来越冷了。”

我哥哥的家漆黑一片。我赶来这儿是为了跟赖莉谈谈。刚要敲门，我又顿住了，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多么荒谬——我竟然以为新消息也许能让赖莉高兴起来。有个好消息，赖莉，肖恩并不是像咱们想的那样自个儿崩了自个儿，他是被一个疯子谋杀的，而且很可能不是那疯子的第一个受害者，也很可能不是最后一个。

但我还是敲响了门。这会儿还不算晩，我想象着赖莉坐在一片黑暗中，也有可能在里屋的一间卧室里歇息，从前厅看不到卧室透出来的灯光。还没等我第二次敲门，门灯就亮了起来，她打开了大门。

“杰克。”

“赖莉，我一直想着应该过来一趟，陪你聊聊。”

我知道她还没有听说那个消息——我和韦克斯勒说好了，由我亲自告诉她。他也不在乎这个。他正忙着重新启动调查，拟出可能的嫌疑人名单，把肖恩的车送去重新检验，再筛一遍指纹或者其他证据。我没有向韦克斯勒透露芝加哥那件案子的任何信息。我把这件事埋在心底，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是为了报道吗？因为我想要写一篇完全属于自己的独家报道？这是最简单的答案——被我用来安抚自己并未向韦克斯勒坦白一切而产生的局促不安。可在意识深处，我明白其实另有原因，有某种我也许不想深究的原因。

“进来吧。”赖莉说，“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事。”

我跟在她后面进了屋，走进厨房，她打开悬在餐桌上方的灯。她穿着蓝色牛仔裤、厚厚的羊毛袜和印着科罗拉多水牛队队徽的圆领运动衫。

“就在刚才，肖恩的案子有了新进展，我想当面告诉你，而不仅仅是在电话里通知一声。”

我们俩在餐桌边的椅子上坐下。她眼睛上仍然挂着浓重的黑眼圈，压根没心思化点妆遮盖一下。我能感受到她身上蔓延而来的痛苦与消沉，忍不住将目光从她脸上移开。我原以为可以逃避这种伤痛，但在这里，我无处可藏。她的痛苦占领了这座房子的每一个角落，也传染给了我。

“你还没睡？”

“没有，我在看书。你来有什么事，杰克？”

我把事情告诉了她，但是不像对韦克斯勒那样，我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包括芝加哥那件案子、爱伦·坡的诗，还有我的下一步计划。在我讲述的过程中，她不时点头，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表示——没有眼泪，没有提问，这一切要等我说完之后才会到来。“所以，事情就是这样。”我说，“我过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些。我会尽快赶去芝加哥一趟。”

她沉默了很久，才开口道：“真奇怪，我现在觉得很内疚。”

我看到她眼里噙满了泪水，但没有滴落下来，很可能是因为她已经没有那么多眼泪了。“内疚？为什么？”

“为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我是那么生他的气，你知道，因为我认为他抛下我自杀了，就好像他开枪打的是我，不是他自己。我已经开始恨他了，也恨我记得的有关他的全部回忆。而现在，你却……告诉了我这些。”

“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续生活下去。”

“你告诉米莉和汤姆了吗？”这是我父母的名字。如果换个称呼，她总觉得不怎么顺口。

“还没有，但是我会的。”

“你为什么不把芝加哥那件案子告诉韦克斯勒？”

“我不知道，大概我想抢在警察前头吧。他们明天就能查出那件案子。”

“杰克，如果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你应该把所有情况都告诉警察。不管是谁犯下的案子，我不希望仅仅因为你想抢篇报道，就不顾凶手漏网的风险。”

“你看，赖莉，”我试着心平气和地对她说，“那个凶手本来早就漏网了，直到我介入进来，发现了这些疑点。我只想在韦克斯勒调查到这一步之前先去芝加哥，向那儿的警察了解下案情，保持一天的领先而已。”

我们俩都默不作声了片刻，我又开口道：“你不要误会。我想写篇报道，这是实情，但对我来说，这并不仅仅是一篇报道。这与我跟肖恩有关。”

她点点头，我们之间的沉默又持续了一会儿。我不知该如何向她解释我的动机。我的谋生技艺就是把字句条理分明地组合起来，把事情讲述得生动有趣，但眼下要我解释自己的动机，我就词穷嘴拙了。至少现在不行。我知道她想要听到更多解释，于是我也尽力给了一个解释——一个连我自己都理解不了的解释。

“我记得我们刚刚高中毕业那会儿，我们俩都很清楚自己未来想要做什么。我打算写书，要么成名，要么挣大钱，最好名利双收。而肖恩立志要当丹佛警察局局长，解决这个城市的所有疑难案子……事实上我们俩都没成功，尽管肖恩离他的目标就一步之遥。”

对我这段回忆，她试着挤出笑容，但脸上的其他肌肉不听使唤，她便放弃了。

“总之，”我继续说道，“就在那个夏天快结束时，我准备动身前往巴黎，打算写出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而肖恩则留下来等入伍通知书。我俩告别的时候，做了个约定，挺俗套的一个约定——如果我发财了，我得给他买一辆能在顶上放雪橇架的保时捷，像雷德福在电影《下半生赛跑者》中开的那种。他想要的就只有那个，他来挑型号，但钱得由我出。我跟他讲这笔交易对我来说真是亏死了，因为他拿不出什么可交换的。但他说他拿得出，他说，如果我碰到什么事——你知道，比如被谋杀了、被打伤了、被抢劫了，诸如此类——他就会找出是谁干的。他保证不让任何人逃掉。嗯，你知道就算在那时候，我都信了他的话，我相信他做得到。那是一种让人安心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