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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蕾切尔关掉了淋浴龙头。又过了几分钟，走廊里还是什么动静都没有，我小心凑到猫眼向外望去，什么都没看到。

“你在干什么？”

我转过身。蕾切尔站在床边，裹着一条旅馆提供的小毛巾，正努力显得自然一些。

“刚才似乎听到有人敲门。”

“谁敲的？”

“不知道。我往外看时已经没人了，也许压根没有人。你洗完了吗？我过去冲澡？”

“好的。”

我脱掉裤子，走过她身边时又停住了脚步。她扔掉了毛巾，裸露出身体。她真是太美了。我走上一步，久久地抱着她。“我一会儿就回来。”说完，我朝浴室走去。

我洗完澡出来时，蕾切尔已经穿好衣服等着我了。我看了眼床头柜上的手表，已经十一点了。房间里有一台颇有年头的电视机，但这会儿我不想光看新闻。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还没吃晚饭，却不觉得饿。

“我还不困。”她说。

“我也是。”

“也许我们能在附近找个地方喝点什么。”

我穿好衣服，我们俩悄悄离开房间。她先朝外望了望，确定巴克斯、索尔森或者其他什么人没在外面。我们也没在走廊或者大堂遇上谁，外面的大街也荒凉得很，黑魆魆的，不见一人。我们向南边的日落大道走去。

“你带枪了吗？”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道。

“随身携带。另外，附近还有我们的人警戒，他们可能还是看着我们出来的。”

“真的？我还以为他们的眼睛只能盯着托马斯。”

“没错，但他们应该要在心里留意哪个时间点街上有哪些人之类，如果他们工作用心的话。”

我转身向后退了几步，望了望那头马克·吐温旅馆的绿色霓虹灯。我扫视着街道和道路两边停着的汽车，依旧没发现一个监视者的影子。

“外面埋伏了多少人？”

“应该是五个。两个在固定点之间流动监视；两个在车里，定点监视；还有一个开着车，不停移动位置。任何时候都有这么多人。”

我转过身，把外套的衣领竖起来。外面比我想象的冷多了。我们呼出的气变成白雾，融在一起后又消失。

走上日落大道后，我向两侧的街道望了望，看到西边有个挂在拱门上的霓虹灯招牌，写着“猫与小提琴酒吧”，离这里大概一个街区。我指指那条路，蕾切尔便朝那个方向走去。我们一路无言地走到酒吧门口。

穿过拱门，我们来到了一个户外花园，绿色的帆布伞下摆着几张桌子，但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穿过这些桌子，透过花园另一头的窗户，我们终于看到里面是个气氛还算活跃、看起来也还暖和的酒吧。我们走进去，在飞镖靶对面找了个空隔间，落了座。这是一家英式酒吧。女服务员过来招呼，蕾切尔让我先点，我便点了“黑与褐”，这是一种爱尔兰黑麦啤酒与麦芽酒混合而成的啤酒。蕾切尔也点了一样的。

我们打量着这个地方，闲聊着，直到酒被端上桌。我们碰了碰杯，开始品尝。我注视着她，之前从没想过她会点混合啤酒。

“麦芽酒会重些，总是沉到底下，黑麦啤酒会在上面。”

她笑了。“你说黑与褐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个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牌子呢。不过这酒真不错，我挺喜欢的，就是有点烈。”

“爱尔兰人擅长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做啤酒了，这一点连英国人都甘拜下风。”

“喝两杯这个，你就得呼叫增援，让人把我抬回去了。”

“我想不会的。”

我们陷入一阵舒服的沉默。后墙上砌了个壁炉，熊熊燃烧的炉火带来的热量填满了整个酒吧。

“你真正的名字是叫约翰吗？”

我点点头。

“我不是爱尔兰人，但我记得在爱尔兰语里，‘肖恩’就是‘约翰’的叫法。”

“是的，在盖尔语里是这样叫的。我们俩是双胞胎，所以我们的父母就决定这样给我们取名……其实是我母亲一手包办的。”

“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的。”

喝了几口酒后，我开始谈起跟案子有关的话题。“现在，我们聊聊格拉登吧。”

“我们知道的根本没多少。”

“但是你见过他，还采访过他，你对他肯定还是有些想法吧。”

“他并不是很合作。当时他已经提出了上诉，但上诉法庭还没有给出判决。他不信任我们，担心我们利用他的话给上诉带来麻烦。我们轮流跟他谈话，想让他开口。最终，我记得好像是鲍勃的主意，请他用第三人称的口吻给我们叙述故事，他同意了，就像犯下罪行的那个人是别人，而他只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好像本迪也是用这个办法的，对吧？”我记得好像在哪本书里看到过。

“是的，还有其他许多连环杀手都是这样。这是一种策略，让他们放心，确信我们不是为了利用他们接受访谈时所说的话反过来指控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极度自我膨胀。他们想跟我们炫耀，但他们首先得确信我们不会做事后清算的事。格拉登就是这种人，尤其当他知道，他整理的上诉材料非常有力，他有很大概率能在即将开庭的上诉审理中获胜。”

“你竟然跟一个正在行凶的连环杀手有过私人接触，这真少见，无论这种私人接触多么微不足道。”

“没错。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们的采访对象里，无论是哪一个，只要像威廉·格拉登一样被释放出来，一定会再次犯案，让我们继续疲于奔命地追捕他们。这些人不会变好，杰克，他们怎么都无法回归正常人，他们就是他们那类人。”

她这话像是在警告我，这已经是她对我的第二次暗示了。我思考了几分钟，思量着她是不是话中有话，又或者，她真正要警告的人其实是她自己。

“他说了些什么？有没有告诉你贝尔特伦或者我最好的兄弟的事？”

“当然没有。要不然我一看到贝尔特伦的名字，就会想起来的。格拉登没有提到名字，但他讲了些事情，用那些都快被用滥了的借口为自己的罪行申辩。他说他小时候也曾遭受过性侵，而且是很多次，当时的他就跟坦帕保育中心那些被他性侵的孩子差不多大。你看，这就是恶性循环。这种模式在办案中经常见到，他们这类人总是难以释怀他们人生中的某一个时刻，就是他们自己……被毁灭的那一刻。”

我点点头，什么都没说，希望她能继续说下去。

“一直持续了三年时间，”她说道，“从他九岁到十二岁。他被非常频繁地性侵，包括口交和肛交。他没告诉我们施暴者是谁，只说那并不重要。据他所说，他一直没告诉他母亲，因为他害怕那个男人。那个男人威胁他。在他的生活中，那个男人是某种权威的代表。鲍勃当时还想追查一番，打了几个电话，但最后一无所获。他没有就那个施暴者提供更多的描述，很难追查下去。那时他已经二十多岁，孩提时期被侵害已是多年前的往事。就算我们坚持查下去，还有个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我们甚至找不到他的母亲询问相关情况。在他被逮捕并被媒体公开所有案情之后，他的母亲就离开了坦帕。当然，我们现在可以猜出那个施暴者就是贝尔特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