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斯—帕廷顿计划（第6/9页）

“没错，是这样的。”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有人掌握了这三份文件，而不需要其余七份文件就能够建造一艘布鲁斯—帕廷顿潜艇了？”

“我已经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海军部。不过，今天我再次看了一下图纸。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也不敢确定。双阀门自动调节孔的图样画在一张已经找回的文件上。外国人是不可能造出这种船的，除非他们自己发明出来了。当然，他们也许很快就能够解决这方面的难题。”

“那么，失踪的那三份文件是不是最重要的呢？”

“毫无疑问，当然是最重要的。”

“我想，如果你允许的话，我现在要在这间屋子里走走。我原本打算提出的问题，现在却忘得精光。”

他检查了保险柜的锁、房间的门，最后又检查了窗户上的铁制窗叶。当我们来到屋外的草地上时，他那浓厚的兴趣才被调动起来。窗外有一片月桂树丛。其中几根树枝看上去好像被人攀折过。他拿起放大镜细致地检查了树枝，然后又检查了树下地面上的一些模糊的印迹。最后，他让那位高级干事关上铁百叶窗。他用手指着让我看，原来百叶窗的正中央关不严，一个人在窗外就能看见屋内的情形。

“三天时间的耽搁，毁坏了这些印迹。这些印迹有可能说明一些问题，也有可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好吧，华生，我想乌尔威奇不会再给我们进一步的帮助了。我们并没有太多收获。我们还是看看能不能在伦敦做得更好一点儿。”

不过，就在我们即将离开乌尔威奇车站的时候，我们又有了一些收获。售票员很有把握地说，他看到过卡多甘·韦斯特——他还记得他——就在星期一的晚上，当时他乘坐八点一刻开往伦敦桥的列车前往伦敦。他独自一人，买了张三等车厢的单程车票。他那惊慌的举动使售票员非常吃惊。他抖得很厉害，就连找给他的钱都抓不住，最后还是在售票员的帮助下他才拿好的。从列车时刻表来看，韦斯特在七点半左右跟那个姑娘分别以后，八点一刻的这趟车是他有可能乘坐的最早的列车。

“华生，我们再重新来看看，”沉默了半个小时之后，福尔摩斯说道，“我实在想不起来在我们俩共同进行过的侦查中，还有哪件案子比这更棘手。我们每前进一步，就会看到前面又冒出一个新的难题。不过，我们无疑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

“我们在乌尔威奇的调查结果，多数是对卡多甘·韦斯特这个年轻人不利的。但是，窗户下面的印迹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假说。比方说，我们可以假设他与某一外国特工接过头。在这件事上，可能会有誓约，不准他透露出去，但这对他的思想还是有一些影响，他对未婚妻讲过的话就说明了这一点。好，我们现在就来假设，当他与这位年轻的姑娘一起走到戏院时，他在浓雾中突然看见那个特工正向办公室的方向走去。他性格急躁，办事果断，为了尽到自己的责任，别的都顾不上了。他尾随那个特工来到窗前，看到有人在盗窃文件，于是就去捉贼。如果是这样的，就可以解释有人在本可以复制的情况下不去复制而选择偷盗原件的说法了。是这个不速之客盗走了原件。至此，这都是讲得通的。”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遇到困难了。在这样的情境下，年轻的卡多甘·韦斯特首先要做的就是抓住那个盗贼，并发出警报。可是，他究竟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拿走文件的有没有可能是一名上级官员呢？要是那样的话，韦斯特的所作所为就可以得到解释了。会不会是这名主管在浓雾中把韦斯特甩开，韦斯特立刻赶往伦敦，到他的住处去拦截他呢，假定韦斯特知道他的住址的话？当时的情况一定非常紧急，因为他撇下未婚妻就跑了，让她一直在雾里站着，而且没有告诉她任何信息。线索到这里就消失了。这些假定情况与放置在地铁车顶、衣袋里装有七份文件的韦斯特的尸体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现在直觉告诉我，我们应该从事情的另一面着手。如果迈克罗夫特把名单交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大概就能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人，这样一来，双管齐下就取代了单线进行。”

果不其然，有一封信正在贝克街等着我们，这封信是政府通讯员加急送过来的。福尔摩斯只是扫了一眼，就把它扔到我手里：

无名小卒相当多，可能担此重任者却寥寥无几。值得一提的少数几个人包括阿道尔夫·梅耶，住在威斯敏斯特，乔治大街13号；路易斯·拉罗塞，住在诺丁希尔，坎普敦大厦；雨果·奥伯斯坦，住在肯辛顿，考菲尔德花园13号。据说，后者于星期一那天在城里，现在已经离开。很高兴听说你们已经有了头绪，内阁期盼得到你的最终报告。最高当局的紧急文件已到。如若需要，全国警察都是你的坚强后盾。

迈克罗夫特

福尔摩斯微笑着说：“恐怕，就是女王的全部人马加到一块儿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他展开了伦敦地图，弯下腰急切地察看。“好啦，好啦！”不一会儿他就万分得意地叫道，“事情终于稍微向我们的方向靠拢了。哦，华生，我真的相信，我们一定会取得最终胜利的。”他突然变得高兴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现在我要出去一趟，当然只是去侦查一下。如果没有我忠实的朋友兼传记作者在身边，我是绝对不会去做任何危险的事情的。你就在这儿等着吧，大概一两个小时以后你就会再见到我。我万一要是耽误了时间，你就拿出纸和笔，撰写我们的故事——我们是如何拯救国家的。”

他那喜悦的心情，使我不得不产生一些思考，因为我深知，尽管他可以一改往日的严肃态度，但绝对不会达到这种程度，除非他的兴奋确有原因。在十一月份的这个漫长的黄昏，我一直都在等待，急切地企盼他归来。终于，刚过九点，邮差就送来了一封信：

我正在肯辛顿，在格劳塞斯特路的哥尔多尼饭店吃饭。请马上过来，并带上铁锹、提灯、凿子、手枪等物。

S.H.

对一位体面的公民来讲，携带这些东西从那昏暗的、被雾气笼罩的大街穿过，简直妙极了。我小心翼翼地用大衣裹紧自己穿过这些街道，乘车赶奔约会的地点。在这家豪华无比的意大利饭店里，我的朋友正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小圆桌旁。

“你有没有吃过东西？陪我喝杯咖啡和柑桔酒吧。尝尝这支饭店老板提供的雪茄。这种雪茄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毒。那些工具都带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