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履历表（第2/4页）

如此这般，我几乎没有体验到所谓学生生活的乐趣，学生时代就这么过去了。我没有零用钱，所以在图书馆看书成了我唯一的乐趣。除了大学图书馆以外，我也经常去上野、日比谷、大桥等地的图书馆。我不太常去上课，经济学之类的书也是在图书馆看的。我等于是“图书馆毕业生”。除了专业书籍以外，那阵子我沉迷在爱伦·坡及柯南·道尔等人的英文侦探小说中。

少年时代我读完了黑岩泪香的全部作品，其作品情节老套，风格颇似加博里奥[3]、柯林斯[4]等人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总之不太能令我满足。相较之下，爱伦·坡、柯南·道尔、切斯特顿[5]的短篇就像浓缩了谜团与推理的精华，没有多余的杂质，让我耳目一新，自此爱上了他们。此外，爱伦·坡的《金甲虫》（The Gold Bug）、《暗号论》（Cryptography）等作品引发了我对西方暗号的兴趣，甚至在图书馆查遍了有关暗号史的书籍。当时积累的知识，成了日后我处女作《两分铜币》的基础。

大正五年，虚岁二十三岁的那年夏天，我从早稻田毕业了。即将毕业时，我梦想着前往美国。我计划在美国洗盘子打工，学习英文写作，在美国成为侦探作家。当时日本没有半本侦探杂志，侦探小说丝毫不受重视，而当时美国侦探杂志上的作品也都是些无聊玩意儿，我有自信能够写出更精彩的作品。可是当时前往美国，除了路费以外，还需要一笔巨额的“保证金”，我凑不出那笔钱，于是便成了一场单纯的美梦。

毕业后，在川崎克先生的介绍下，我进了大阪的南洋贸易公司。最初工作很有趣，我也做出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但不到一年我就厌烦了。最要命的是，在那家公司就职需与同事同住一室，完全没有独处的时间，因此前文提到的独自思考的癖好丝毫得不到满足，这比什么都叫我难受。因为这一点，我竟在不知不觉间怠惰起来，开始酗酒，也学会了玩女人，终于在工作上犯了错。我未经许可就离开了公司，开始流浪之旅——这后来成为我终生的爱好之一——趁着手头还有点儿钱，在伊豆的温泉四处走访、投宿。那时候，我第一次读到谷崎润一郎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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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正五年从早稻田毕业到成为职业侦探小说作家的大正十四年，这八年之间我做过的职业有多达十四五种。如果加上学生时代的兼职，我从事过的职业近二十种。搬家比换工作更频繁，从小时候的故居到四十岁定居于现在的池袋，这期间我搬过四十次家。很难得，我在池袋定居之后已过去了二十几年。但在这之前，不管是职业还是住家，我都像个流浪汉似的换个不停。

这八年之间的工作，做得最久的是一年半，短的只有半个月，平均一份工作做半年左右。先前提到的大阪的贸易公司，我做了一年就跑了。后来流浪到了伊豆半岛的时候，我初次邂逅了谷崎润一郎的小说，那是一则叫《金色之死》的短篇，内容近似于爱伦·坡的《阿恩海姆乐园》（The Domain of Arnheim）或《兰多的小屋》（Landor's Cottage）。我原以为日本就只有自然主义小说，没想到竟也有这样的作家，为此惊异不已。从此以后，只要是谷崎的小说我必定阅读，接着又爱上了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6]、宇野浩二。

这场流浪之后，我失业长达半年，之后在手提式打字机的商行工作了约两个月。后来在父亲朋友的介绍下，进入三重县鸟羽造船厂电机部的庶务股工作，在现在的鸟羽市住了一年多。不过在此期间，我也一天比一天懒得出勤，在单身宿舍的房间壁柜上层铺了被褥，大白天也躲在里头睡觉。因为柜门关着，同事都以为我上班去了。我就这样盯着壁柜的天花板发呆，满足我天马行空的癖好。这时候的经历与后来的《天花板上的散步者》这部小说的创作不无关系。此外，我也曾经有过一些奇特的行为，比如三更半夜失踪，把众人吓得人仰马翻，结果却在镇上禅寺的大厅里一直坐到早上。

“人为何存在？”“人为何而生？”当时我净思考这样的问题。

在鸟羽造船厂工作期间，我第一次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日文版，深受感动。从少年时代开始我就读过不少小说，但这一生中最能让我感动的，想来还是爱伦·坡、谷崎润一郎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后来我在鸟羽也待不住了，就去了东京，靠着区区千圆的资金，和两个弟弟在团子坂的街上开了一家名为“三人书房”的二手书店。

这时期的经历后来反映在小说《D坂杀人事件》上。经营这家店时，我与在鸟羽造船厂时认识的妻子结了婚。当时的财务已经够窘迫了，我却还为浅草歌剧的名歌手田谷力三[7]成立了后援会，花了不少钱。后来终于走投无路，无可奈何之下接了漫画杂志《东京PACK》的兼职编辑工作，但也因为种种因素，持续了不到三个月；最后实在穷途末路，开始吹起风笛，拉起摊子，开起中华拉面摊来。这是个在深夜营业的辛苦生意，钱是赚了不少，但身体实在无法负荷，只做了半个月就放弃了。

我再次厚着脸皮向川崎先生求助，请他安排我到东京市政府当差，可还是干不下去，我经常无故缺勤，半年就被炒了鱿鱼。然后我逃到大阪，在父亲朋友的介绍下成了《大阪时事新报》的记者，可也只做了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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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回到东京的我在前辈的介绍下，成了日本工人俱乐部技师工会的书记长，编辑工会的杂志，这份工作做了一年半。工会委员里有个叫春田能为的人，我与他相当投缘，他就是后来几乎与我同时涉足侦探小说创作的甲贺三郎[8]。

之后我进了介绍我去工人俱乐部的前辈的公司，一家名为郊北化学研究所的发油制造商，在那里当了半年经理后又逃到大阪去了。但这次没能很快找到工作，从大正十一年的夏天到秋天，我在父亲家无所事事了半年左右。那时候我已经有孩子了，一家三口赖在穷困的父亲家里，委实如坐针毡。为了排遣无聊，我把纸箱翻过来当书桌，写了两篇短篇侦探小说，寄给《新青年》[9]的总编森下雨村先生。《新青年》经常刊登翻译过来的国外侦探小说，这一点刺激了我。我寄去的是《两分铜币》和《一张收据》，森下先生对这两篇作品赞不绝口，甚至附上宣传文章说日本也出现了不输给外国作家的侦探小说家，在大正十二年四月号先刊登了《两分铜币》，两三个月后再刊登了《一张收据》。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两篇作品实在不值一提，但因为当时没人写侦探小说，才能先声夺人，一直到后来，这都让我蒙受其泽。